人口年龄结构图

货币四种基本职能的关系

货币的四项职能间有着内在联系，其中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是派生职能。所有商品首先要借助于货币的价值尺度来表现其价格，然后才可通过流通手段(即交换媒介)实现商品价值。  正因为货币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人们才会在交换中愿意接受它作为媒介物，可以反证这个问题：在高通胀时期，人们在交换中拒绝接受纸币、倒退到物物交换，因此也没人愿意持有纸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

经济学定义的平等和公平

如果没有一个行为人对于任何其他行为人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他自己的商品束的偏好，我们就说这种配置是平等的。如果某行为人i确实偏好另一行为人j的商品束，我们就说i妒忌j。最后，如果一种配置既是平等的又是帕累托有效率的，我们就说这是一种公平的配置。

亲切接见

红宝石的奶油小方

        本来是该窝在学校里看书复习的，不过今天约好了要去结项，所以看在工资的面子上大老远赶出去。办完手续吃了饭，突然想到去吴江路逛一圈，听说是要拆迁了，再不去恐怕就吃不到小杨生煎了。吴江路是不能和以往比了，没有了人山人海，没有了流动小摊的吆喝也就称不上正宗的黑暗料理之王。随便吃了些点心，小杨生煎当然免不了，拿一盒边走边吃，走到另一头又是吴字坊臭豆腐和烤鱿鱼，基本不见什么新产品，接着再去王家沙买了些糕点之类。

       吴江路改来改去似乎越来越糟了，分明听到老板用上海话扯着嗓子叫卖自家“正宗”台湾小吃，无语。失望地离开了，想去淮海路逛逛，顺带看一眼高中，走到长乐路发现原来学校的一幢楼被围上了脚手架，大渔料理已经关张，不知道是拆还是修。总之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段居然圈了一个学校，这在房产商眼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不过100年前法租界里这地段也不算差，照样像模像样地盖一座学校。50年代社科院眼红这个地段，硬是抢了一半地盘去，呵呵，怎么说，淮海路还是有文化气息的，适合搞学问。希望今天的人也有当年老外的眼光，学校是不能拆的。

       正门走过去，都还没有变，突然看到学校旁边的红宝石，猛然想起当年教师节，数学课后王大任神秘兮兮地拿出红宝石的蛋挞分给我们吃，这是最难忘的教师节了。于是，毫不犹豫地跨进店里，要了一块最有特色的奶油小方。一口咬下去，香甜的奶油、松软的蛋糕、爽口的果粒，这个才是记忆中的美味。后来查了一下，那个红宝石居然和我们学校用的是同一个门牌号。

阅读

大乱、大治与“大窒”

那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

调整传统理论还有框框

危机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危机

不为“乡下人”所知的上海

2008: A testing year for China

回到从前

         今天看降息的公告，注意到用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猛然一惊。前些天还在说这次又回到97年的思路，要大放贷款，大兴土木，不想是变本加厉。稳健的货币政策还不够生猛，直接加码到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并不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合时宜，只是非常怀疑地资金流向的管理能力。如果我们的经济不是如此地依赖投资和外贸，在资本市场不开放的背景下，这次绝不会这么惨。关键就是消费太弱了，一个大国没有内需是可悲的事情，永远被人牵着鼻子走。

        教小孩子经济学，开始几节课反反复复地强化对经济学概念的认识。经济学关注两件事：生产和分配。30年来，我们生产上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分配的确是出问题了。97年那一波，逼着拉动内需，于是想到大兴房地产、大搞教育收费，见效是快的，副作用也是大的，以至如今再也想不出什么能逼着老百姓消费的东西了，只好高举投资大旗，用上更猛的药，不过似乎仍旧没有吸取教训，追求的不过是猛、狠、见效快。4万亿投到民生上的不足1%。

        国富民穷的格局不变，10年后在来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恐怕要地动山摇了。

老哈的建议

今天听到的，一共四句话：半年不碰股，两年不买房，短期买债券，长期大宗品。

人生最高境界

　　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

规则的故事

有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是自私自利的。他们想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在没有计量工具或有刻度的容器的状况下分食一锅粥。大家发挥聪明才智，试验了很多种办法，多次博弈后形成了以下诸种规则：

 

规则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成为专业分粥人士。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碗稀粥中体现得一览无余。

 

规则二：指定一个分粥人士和一名监督人士，起初比较公平，但到后来分粥人士与监督人士从权力制约走向“权力合作”，于是分粥人士与监督人士分到的粥最多。这种制度失败。

 

规则三：谁也信不过，干脆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又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人在一周中只有1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一制度造成了资源浪费。

 

规则四：大家民主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开始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以后他就有意识地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放任其腐化和风气的败坏，还得寻找新制度。

 

规则五：民主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民主监督与制约机制。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此制度效率太低。

 

规则六：对于分粥，每人均有一票否决权。这有了公平，但恐怕最后谁也喝不上粥。

 

规则七：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

 

天使绝迹的城市

关于那个乡下老猫和那个乡下小孩的一些回忆，像一块洗的泛白的手帕，散发着遥远的气息。我已经记不清他是何时出现，又是何时消失，可是每一次想起他们，心中总能牵动一些圣洁的、与这座城市浑浊的空气不相融合的情愫。有时候我曾经怀疑过那些记忆仅仅是我凭空臆想，但我却从未怀疑过那是天使的翅膀划过的痕迹。

几乎每次回家，我都能看见老猫蹲在幽暗的阴沟旁，一动不动的注视着水沟里的动静，像一座锈迹斑斑的古老神祗。我知道它是在等待阴沟中的水老鼠探出脑袋。出于对某种坚忍意志的敬意，我经常放慢步子饶过它再推开家门。

老猫，顾名思义，是一只很老很老的猫，奇丑，暗黄色的毛，尖瘦的脸，给人阴沉沉的不快。因为它很会捉老鼠，所以曾被阁楼里姓殷的老太收养。后来老太搬走了，临走时，她带走了八仙桌，带走了大摆钟，惟独没有带走老猫。老太解释说：“因为新房子很干净，没有老鼠，可以养一只不会捉老鼠但好看的猫。”她说的很顺理成章——没用了，就扔掉。城市人特有的实用至上的做派，不需要任何良知的牵绊。就这样，老猫成了一只靠吃水老鼠为生的流浪猫。

我有点义愤填膺，便对妈妈说：“我们来养它好吗？”妈妈狠狠的瞪了我一眼：“人都养不活，还养猫？”我没有反驳的理由。事实上，很多善良的念头在生活的真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在被熏黑的墙壁，拼凑的七零八落的天棚，肮脏透顶的水斗围困的地方，被物欲折磨的半死不活，即使每个人生来都是纯洁善良的天使，也会被生活的折磨碾碎了翅膀，人性就这样一点点的堕落。

我不知道自己的天使之翼是否还洁白如初，就像我不知道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以前，曾听到殷老太在弄堂前后叫老猫回家吃饭的声音：“啊——咪——咪——”那么急切的关怀。而现在，则成为无情的抛弃。在我们的世界里，伪装爱竟是如此容易的一件事情，所谓的感情比纸还薄。生活正激烈的改变着我，在这座城市的同化下，我许多的愤世嫉俗渐渐软化。也许有一天，我会和爸爸一样，只有在中了新股的时候才显得和善，和妈妈一样，只有在买到了便宜的东西时才露出微笑。

当秋风将梧桐叶一片片卷下来时，离家几步之遥的垃圾桶旁搬来了一户人家。在弄堂出口处的过街楼下有专门放垃圾筒的地方，被砌成方方正正的矩形，顶部离楼上的人家还有些距离，刚好嵌进一个木板拼的“房子”。精打细算的居委会便在边上放一批排梯子，租给扫地的人居住。爸爸站在家门口说：“那看上去像口棺材似的。”“装活人的棺材。”我接口道。“所以啊，你要好好读书，过上比这里所有的人都高级的生活。”爸爸无论什么时候都扯上学习然后直指金钱。我不再觉得恶心，也许他是对的。

老猫一天天衰弱下去，大概捉老鼠使得老鼠们都认识它了，所以即使是阴沟里的水老鼠都很少露面。西风乍起时，它趴在垃圾筒旁的楼梯下瑟瑟发抖。而常坐在它旁边的是住在“活棺材”里的外地打工夫妇的儿子。一个很瘦很黑，总是穿的邋里邋遢的乡下小孩。印象中乡下小孩一直垂着脑袋，眼神像老猫一样暮气沉沉，全然没有同龄小孩的灵活与狡黠。只有看见弄堂里的孩子们追来逐去嬉闹时，他的眼睛才会有几分神采，但这一点光又很快隐没下去。他实在是个贫乏而失望的孩子，每次看到他，我总这么默默的想。

上高中后，我每周五晚都会收看IBS的《外滩漫步》，听陈蕾柔软的英语发音。其中有一期是介绍一个收集香水瓶的白领，她的生活精致的无可挑剔。只见她媚态十足地指向一堆瓶瓶罐罐：这是“三宅一生”，这是“兰蔻”，这是“CD”。那些或透明或磨砂的玻璃器皿罗列出一种极致理想的生活姿态。突然间，我想起了乡下的小孩和老猫，觉得很悲哀。在同一座城市里中，他们过着如此截然不同的生活。乡下小孩所期盼的也许只是一只蹩脚的玩具，老猫所期盼的也许只不过是一顿起码的晚餐。然而，没有金钱，他们的理想即使如此卑微也无法达成。难怪人们如此顶礼膜拜金钱。他们可以甘于平庸，却无法固于贫困。

我走路的步伐越来越快，并且常常目不斜视地赶往某一目的地。像城市里最匆忙的人，已不懂得欣赏沿途的美景。但某天，我走过垃圾筒时停了下来，感慨得无法前行——我看见乡下小孩正轻轻的温柔地抚摩着老猫。老猫趴在他的脚下，眼帘半垂着，很满足的样子。应该很久了吧，没有人这样抚摩它，甚至走近它。大概是乡下小孩天真的心灵未曾受到城市的污染吧，所以他才这么做。我情愿这么认为，那样心里会好受些。一个生灵对另一个生灵毫无偏见，义无返顾的本能，我已经缺憾了好久。即使有，也是些廉价的同情。平时我也将吃剩的鸡骨头扔给老猫，但我明白，这种同情心脆弱得像一阵轻风就能将它分崩离析。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老猫不慎掉进了水沟，冷的打颤的它来回饶圈——它只需要一个温暖的角落。很多门默契的关上了，我犹豫着，但终究关上了门。那晚我没睡踏实，恍惚中感到了天使的翅膀碎裂的疼痛。第二天，我经过“棺材”，看见老猫躺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此时此刻，在城市伟大而暗淡的天空下，看见这副平凡的几乎不平凡的场景，一种久违的辛酸温馨涌上了心头。我终于相信，爱的温暖永远比物质的快感更能打动人心。乡下小孩比我更容易得到幸福。

老猫终于可以不再吃那些发臭的老鼠了，乡下小孩收养了它。曾经看到过那个小孩的父母，面容像一种被风干了的坚果。他们只能每餐给老猫一小碗泡饭，但老猫也可以吃的津津有味，亲热的蹭着乡下小孩的裤脚。小孩的脸上着一种施与的快乐。我开始怀疑环境赋予我的信仰的准确性。饮食店的老板担心老猫会偷吃他的烤鸭而一见它就泼冷水；门口的阿伯生怕老猫身上的跳蚤会传给他而一见它就拳脚相向……好象为了生活，做什么事都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现在我觉得正是为了生活，我们更应该善待每一个生灵。我们不因为富有而满足，而是因为满足而富有。

不知是不是所有难忘的经历都是因为它有一个悲伤的注脚。新年将至时，垃圾筒旁的梯子上空空如也，只有风掠过。乡下小孩搬走了，听说居委会要另请两个扫地的，而老猫也不知所踪。我没有太多的惊讶，他们的出现，也许只是为了证明些什么，拯救些什么。

某个清晨，上学的路上，我发现街的深处有座装着彩花玻璃的教堂，有人在里面很温柔很温暖的唱着赞美诗《哈里路亚》，像在召唤城市中迷途的天使……

跨期转移和跨代转移

跨期转移和跨代转移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产生了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的社会风格。跨期转移使美国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保持在最高状态；而跨代转移则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终生压抑在低位。跨期转移造就了年轻的美国人强大的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而跨代转移则使中国的年轻人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心理和懒惰倾向，譬如，在中国一向有这样的说法——“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由此足可窥其一斑。跨期转移鼓励了美国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而跨代转移则助长了中国人的保守性和中庸之道，例如，虽然我们的孩子很聪明，他们能够在各类奥林匹克竞赛中夺取足够多的金奖，但长大后能取得创造性成就的人却比美国的少。如此种种差别，不得不使我们承认，要想体制改革，必先观念革新，对我们来说，在消费观念上从跨代转移调整为跨期转移，应该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经济学家茶座》第二十一辑  李仁君“消费模式：跨期转移还是跨代转移”

Politics' Politics

        前些天有和同学谈到诺贝尔奖，今年有个华裔的不会说中文的人得了个奖就惹得全部激情爆发，不过一个外国人设的奖到底是不是客观或者我们看待一个奖的眼光是否客观呢？自问一下对于诺贝尔奖的了解就知道了。知不知道中国人曾经已经把奖牌拿下呢？Politics' politics, Science's science.

        不容多说了，补补课吧，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谁？2000年用中文发表获奖演说的文学奖获得者是谁？

人生的境界

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国有银行的老板是谁

前些天看到一篇讲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人事变动的文章，作者将其戏称为“中国式换帅”，最后有这样的评论“如果我们依然把银行看作政府机构而不是企业，把银行家看作副部级和局级干部而非职业经理人，‘中国式换帅’就不会停止”，觉得很贴切，已经把这篇网文收到我的网摘里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中国缺的不是银行官员，而是银行家。如今，各个银行都忙着上市，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一个接一个地上，好像上市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银行的“机关”性质不变，上市也只能成为纯粹的圈钱。
服务贸易课我分到的作业课题就是银行国际服务贸易，为此，也看了不少关于银行的资料和文献，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各种报表。拿国际会计准则来衡量，似乎早就该亮牌了。可是金融体系的国别差异是很大的，用国际眼光来看是天大的问题，放到这里却安全得很，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以前摘录过一篇很小的短文，这里不妨拿来再读一读：
国有银行的老板是谁？

对于中国的国有银行而言，老板众多，有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国家发改委、国家经贸委、各级政府，等等。人民银行管资金，管投向、管总量，银监会管准入、管退出、管人员资格、管干部任职；国家发改委管投向、管总量、管拼盘；国家经贸委管投向、管投量、还管“剥离”；各级政府管投向、管投量；只有财政部是管成本、管费用、管资金拨补的。然而，非常有趣的是，所有对银行的投向投量有发言权的的政府或部门，对银行的成本收益和资产质量都没有责任，因而也不关心，也没有兴趣；而唯一对银行有资本控制权和财产处分权，因而关心银行的成本收益的财政，又对银行的经营方向和投向投量没有一点发言权。这样造成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部门或任何一级政府对银行的盈亏感兴趣，或负责任。这是国有银行改革二十多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最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有银行的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

DG的大禾花系列

DG无疑是古典音乐唱片中最为著名的厂牌了，到唱片店走一圈可以发现DG的碟总要占去架子上最显现的地方，没办法，谁让许多古典迷炙手可热的名盘都出自DG的录音师之手呢。DG的唱片也占据了本人收藏中的很大部分，除了那套著名的“金色卡拉扬”系列中的几张唱片，最为珍贵的还是DG的大禾花系列了。此处把对大禾花系列唱片的介绍摘录下来。
原音系列（The Originals）是DG（德意志唱片公司）的一个系列，从属于DG商标。港台称为“大花版”或“大禾花”系列。这一系列选择了DG公司1949—1986年间出品的最优秀的LP唱片，使用原像比特处理（Original-Image Bit-Processing）的数字技术加以处理，制成CD后重新出版。其封面设计除统一标志外，还使用了原LP的封套图案，倾斜放在CD封面上。
LP时代是DG公司的精品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当时DG公司在以母带上首版压制的LP唱片上，印有大朵郁金香花束，并标出DG的全名Deutsche Grammophon Gesellschaft，周围环绕着一圈花环。据说还有出厂先后之分，最先出厂的一批，唱片上的文字有些是用图章加盖而不是印刷上去的。这些唱片品质出众，深受收藏者珍爱，遂被称为“大花版”。而再版LP，唱片上的花束较小，公司名称只有简称Deutsche Grammophon，周围也仅以两圈线条装饰，人们相对称之为“小花版”。
大禾花系列中有很多不朽的录音版本，比如我最喜欢的小克莱伯的贝五，百听不厌。

《2000通则》贸易术语

《2000通则》贸易术语

E组 （启运）	EXW (Ex Works)	工厂交货
F组 （主要运费未付）	FCA (Free Carrier)	货交承运人
	FAS (Free Alongside Ship)	装运港船边交货
	FOB (Free on Board)	装运港船上交货
C组 （主要运费已付）	CFR (Cost and Freight)	成本加运费
	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成本加保险费、运费
	CPT (Carriage Paid To)	运费付至
	CIP (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	运费、保险费付至
D组 （到达）	DAF (Delivered At Frontier)	边境交货
	DES (Delivered Ex Ship)	目的港船上交货
	DEQ (Delivered Ex Quay)	目的港码头交货
	DDU (Delivered Duty Unpaid)	未完税交货
	DDP (Delivered Duty Paid)	完税后交货

 

贸易术语	交货地点	风险转移界限	出口报关的责任、费用由谁负担	进口报关的责任、费用由谁负担	适用的运输方式
EXW	商品产地、所在地	买方处置货物后	买方	买方	任何方式
FCA	出口国内地、港口	承运人处置货物后	卖方	买方	任何方式
FAS	装运港口	货交船边后	卖方	买方	水上运输
FOB	装运港口	货物越过船舷	卖方	买方	水上运输
CFR	装运港口	货物越过船舷	卖方	买方	水上运输
CIF	装运港口	货物越过船舷	卖方	买方	水上运输
CPT	出口国内地、港口	承运人处置货物后	卖方	买方	任何方式
CIP	出口国内地、港口	承运人处置货物后	卖方	买方	任何方式
DAF	两国边境指定地点	买方处置货物后	卖方	买方	任何方式
DES	目的港口	买方在船上收货后	卖方	买方	水上运输
DEQ	目的港口	买方在码头收货后	卖方	买方	水上运输
DDU	进口国内	买方在指定地点收货后	卖方	买方	任何方式
DDP	进口国内	买方在指点地点收货后	卖方	卖方	任何方式

 

ODE »AN DIE FREUDE«

ODE »AN DIE FREUDE«

Friedrich von Schiller

 

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ne!

Sondern laßt uns angenehmere anstimmen

Und freudenvollere!

 

Freude, schöner Götterfunken,

Tochter aus Elysium,

Wir betreten Feuertrunken,

Himmlische, dein Heiligtum!

Deine Yauber binden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eilt;

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

Wo dein sanfter Flügel weilt.

 

Wen der große Wurf gelungen,

Eines Freundes Freund zu sein,

Wer ein holdes Weib errungen,

Mische seinen Jubel ein!

Ja, wer auch nur eine Seele

Sein nennt auf dem Erdenrund!

Und wer’s nie gekonnt, der stehle

Weinend sich aus diesem Bund.

 

Freude trinken alle Wesen

An den Brüsten der Natur;

Alle Guten, alle Bösen

Folgen ihrer Rosenspur.

Küsse gab sie uns und Reben,

Einen Freund, geprüft im Tod;

Wollust ward dem Wurm gegeben,

Und der Cherub steht vor Gott!

 

Froh, wie seine Sonnen fliegen

Durch des Himmels prächt’gen Plan,

Laufet, Brüder, eure Bahn,

Freudig, wie ein Held zum Siegen.

 

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

Diesen Kuß der ganzen Welt!

Brüder! Über’m Sternenyelt

Muß ein lieber Vater wohnen.

Ihr stürzet nieder, Millionen?

Ahnest du den Schöpfer, Welt?

Such ihn über’m Sternenzelt!

Über Sternen muß er wohnen.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书摘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书摘

〔法〕卢　梭著

李常山 译 东林 校

 

 

他们的纲领是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它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宗旨。在哲学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人能够通过科学发现事物的本质，能够发展文化，并保证人们现世的幸福；他们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抱有信心的。但是在政治上，虽然他们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敢于支持民主的主张（狄德罗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政治权威”条），但我们却不能把他们看作民主主义者。这些人之所以愿意保障人民的幸福，只是出于他们的仁慈观点而已。但是，在他们看来，保障人民的幸福不应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应是“被剥夺了智慧和理智的”（霍尔巴赫的话）贱民的事情。因为伏尔泰等人是资产者，所以他们对于易于骚动的老百姓是怀有戒心的。他们认为建立理性王国应该是少数开明人士的职责。

 

 

“从那时起，我的眼界因为研究伦理学史而大大地展开了。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什么政府是人们可能有的最好的政府’这一重大问题，我觉得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哪一种性质的政府才能使人民变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学识的、最好的（最好二字应从广义方面去理解）人民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和另外一个问题很相近，尽管彼此并不相同，即：始终最能遵守法律的政府到底是哪一种性质的政府呢？从这一问题中还可以产生‘法律又是什么呢’？以及一系列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实际上，我所以不应当伤害我的同类，这似乎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性的生物，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感觉的生物。这种性质，既然是人与禽兽所共有的，至少应当给予禽兽一种权利，即在对人毫无益处的情况下，人不应当虐待禽兽。

 

 

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作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

 

 

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几乎敢于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

 

我知道有人常常对我们说，没有象原始状态中的人那么悲惨的了；假如，诚然象我认为已经证明了的那样，只在若干世纪以后，人类才有脱离这种状态的愿望和机会，那我们就应当以此来控诉自然，而不应当以此来控诉自然所已造成的这样的人类。但如果我们对所谓悲惨一词有正确理解的话，它或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或者不过是指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和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痛苦而言；那末，我很愿意有人能够说明，一个自由的、心灵安宁身体健康的人会遭受什么样的悲惨呢？请问哪一种生活——社会的生活还是自然的生活——最易于使享受这种生活的人终于会觉得难以忍受？在我们周围，我们差不多只看见抱怨人生的人，甚至很多人情愿抛弃自己的生命，即使同时借助于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也几乎不能制止这种混乱。请问，是否有人听说过一个自由的野蛮人会抱怨人生或者想到自杀呢？那么，我们必须以较小的自尊心来判断一下真正的悲惨是在哪一面。相反地，如果野蛮人被智慧所眩惑，被情欲所困扰，总在不同于他自己所处的一种状态上去推想，那才真是再悲惨不过的。

 

 

让我们首先把“爱”这种情感的精神方面与生理方面加以区分。生理方面的爱是人人所具有的和异性结合的欲望。精神方面的爱，则是把这种欲望确定起来，把它完全固定在唯一对象上，或者至少是以比较强烈的欲望来特别喜爱某一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精神方面的爱，不过是由社会习惯产生出来的一种人为的情感。妇女们对它尽颂扬之能事，以便建立她们的权威，使本来应该服从的女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情感建立在才德和美丽等一类的观念和种种的比较上；野蛮人不会有那些观念，也决不会作那些比较，所以这种情感对野蛮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野蛮人的思想里，不会构成匀称与调和等等抽象观念，所以在他的心里也不会有什么赞赏和爱慕的情感；这些情感尽管人们不自觉察，总是从这些观念的运用中产生出来的。野蛮人仅只听从天然气质的支配，而并不听从他尚未能获得的爱好的支配；任何女人，对他说来，都是同样合适的。

 

 

自然在给人分配天赋时，即使真地象人们所说，往往厚此而薄彼，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的环境中，那些得天独厚的人们，因受到自然偏爱而获得的好处，对于别人又有什么损害呢？在没有爱情的地方，美丽有什么用呢？对于没有语言的人，才智有什么用呢？对于不互通交易的人，狡诈有什么用呢？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在卢梭的观念里，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财产权的确立和由此而造成的“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后是不平等的第二阶段，这时由于“权力机关的设置”，就产生“强者和弱者的不平等”。“权力机关”是通过一项社会契约而建立的。

 

《小窗幽记》摘录

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人无背后之毁；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厌。

 

不近人情，举世皆畏途；不察物情，一生俱梦境。

 

结缨整冠之态，勿以施之焦头烂额之时；绳趋尺步之规，勿以用之救死扶伤之日。

 

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阨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

 

甘人之语，多不论其是非；激人之语，多不顾其利害。

 

为恶而畏人知，恶中犹有善念；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

 

待富贵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

 

留七分正经，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

 

智者不与命斗，不与法斗，不与理斗，不与势斗。

 

才人经世，能人取世，晓人逢世，名人垂世，高人出世，达人玩世。

 

博览广识见，寡交少是非。

 

是非不到钓鱼处，荣辱常随骑马人。

 

无事如有事时堤防，可以弭意外之变；有事如无事时镇定，可以销局中之危。

 

群鸿戏海，野鹤游天。

 

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

 

对棋不若观棋，观棋不若弹瑟，弹瑟不若听琴。古云：“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斯言信然。

 

打透生死关，生来也罢，死来也罢；参破名利场，得了也好，失了也好。

 

让利精于取利，逃名巧于邀名。

 

飞泉数点雨非雨，空翠几重山又山。

 

远山宜秋，近山宜春，高山宜雪，平山宜月。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麈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淡，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

 

凡事，留不尽之意则机圆；凡物，留不尽之意则用裕；凡情，留不尽之意则味深；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凡兴，留不尽之意则趣多；凡才，留不尽之意则神满。

 

立身高一步方超然，处世退一步方安乐。

 

要治世半部《论语》，要出世一部《南华》。

 

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

 

《通往奴役之路》书摘

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纳粹领袖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一次反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不由自主地说了真话。它是毁灭现代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建立的尤其是个人主义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才能逐步搞清这两种对立原则之间的不同。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这些字眼儿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

 

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力量联系起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驱所引起的疑虑。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为了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早在几年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W·H·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同样，一位英国作者F·A·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而沃尔特·李普曼博士也已获得这种信念：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并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济，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

 

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一定有可能在“完全的”竞争和集中管理之间找到某种中间道路。诚然，乍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这种观念——即认为我们的目标，必须既不是像自由竞争那样极端分散，也不是完全集中于一个唯一的计划，而是这两种方法的适当结合——更使人觉得似乎有理或更加容易打动明理的人们了。但是，在这方面仅凭常识来指导是要坏事的。虽然竞争制度可以容许掺入一定程度上的管理，但是它不能和计划结合到任何我们喜欢的程度而仍能不失真作为生产的可靠指南的作用。“计划”也不是这样一种药剂，只要施加小量即可产生其在彻底应用时可望产生的那些结果。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普遍优越性也同样是不明智的。这样说也许更正确：这种和一般条件不相适应的非凡的技术的卓越成就，是资源被误用的证明。任何曾在有名的德国汽车公路驱车而过，发现路上的运输量比英国次等公路还要少的人，他们不会怀疑，就和平的目的而论，它们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倡导计划的运动现在之所以强大有力，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虽则计划现在主要还是一种雄心，但它却结合了几乎所有钻牛角尖的理想家和献身于一种单一任务的男女。可是，他们寄托于计划的希望并不是对社会全面观察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有局限性的观察的结果，并且常常是大大夸张了他们所最重视的目标的结果。这倒并不是低估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里的这种类型的人的重大的实际价值。相反，这种价值使他们成为正当尊崇的主体。但是这些最渴望对社会进行计划的人们，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话，将使他们成为最危险的人——和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计划的人。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调节”工作也不能像某些计划者所想象的那样成为一项新的专门业务。经济学家最不会自命是拥有调节者所必需知识的人。他要求的是一种既能实现这种调节而又不需要一个无所不知的独裁者的方法。但这就意味着要把某些加在个人行动上的、但为一切专家所愤恨的非人为的而且往往不可理解的限制保留下来。

 

希特勒无须摧毁民主；他只是利用民主的衰败，在紧要关头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虽然憎恨希特勒，但他仍然是唯一一个足够坚强的能有所作为的人。

 

现在人们常常说，民主不会容忍“资本主义”。倘若此处“资本主义”意味着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体制的话，那么，认识到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才有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当这个制度由一个集体主义信条支配时，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自行毁灭。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能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政府和一个教条主义的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最坏的独裁制度同样暴虐。但是，我们的要点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计划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只不过起因于这个事实，即对经济活动管理所需的对自由的压制来说，后者是个障碍。但是，只要民主不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的话，那么它也可能以某种形式依然存在于极权主义政体之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管理经济体系的话，可能会和任何专制政体所曾做的一样完全破坏了个人自由。

 

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虽然因为立法者以及那些受委托执行法律的大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凡人，从而这个理想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是法治的基本点是很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虽则每一条法律，通过变动人们可能用以追求其目的的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但是在法治之下，却防止了政府采取特别的行动来破坏个人的努力。在已知的竞赛规则之内，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不会有人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来阻挠他的行动。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并且在他以前，伏尔泰也用非常相似的措词说过)，“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如果法律规定某一部门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那个部门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地不是在受法治原则的支配。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大量运用“非经济刺激”以代替“金钱动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主张，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建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够对货币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

 

经济计划所影响到的，将不仅是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边际的需要。它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将不再被允许去决定我们认为是边际需要的那种东西。

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扯到次要事情的我们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这实际上是问题的关键。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集中计划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而这就必然也要由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由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这一代已经忘了的是：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生生产资料部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像伊斯门这样有名的老牌共产党人重新发现了这个真理：

虽然，我必须承认，我缓慢地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但它现在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从来没一个旨在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得到过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虽然这两种理想听起来很相似，但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它们却是极端不相同的。如果说绝对的平等可以清晰地确定计划者的任务，那么要求较大的平等却只是消极的，只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示而已；只要我们不准备承认，有助于实现完全平等的每一步骤都是可取的，那么它对计划者必须解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提供什么答案。

这不是字面上的一种诡辩。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争论之点，它容易被我们所用的类似词句所掩盖。对于完全平等的同意，可以解答计划者必须解答的一切价值问题，而达到较大平等的公式实际上却不能答复任何问题。它的内容不比“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福利”这些用语有更明确的意义。它并未使我们能够不必在每一特定的场合里，在特定个人或者集团的价值之间作出决择，并且，它无助于我们作出这种决定。它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切。但一到分配这种掠夺品的时候，问题依然如故，就好像"较小平等"这个公式的从未被人想起过似的。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托洛茨基于1937年

 

还有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即向经济活动的普遍波动和随之而来的、间歇发作的大规模失业的浪潮作斗争的问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最严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虽然它的解决需要大量正确的计划，但它不需要，或者至少不一定需要，那种特别的计划，那就是按其倡导者的主张，要用它来代替市场的那种计划。

 

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中，从来没有哪种剥削比一个较不幸的生产者集团中的成员从一个基础稳固的集团那里受到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其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它就马上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有时有人认为，中央计划部门所行使的大权“不会超过私人董事会集体行使的权力。”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在竞争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能够行使那怕是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计划部门所掌握的权力，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自觉地行使这个权力，那么，说它为全体资本家所掌握，就是胡说八道。如果董事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协调行动，“私人董事会集体地行使的权力”这种说法，就不过是玩弄字句。如果他们真的联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意味着竞争的终结和计划经济的建立。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现的。这可算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使我们提防那些用《以新自由代替旧自由》的诺言来诱惑我们的人。在我们当中，甚至也有“为自由而计划的人”允诺给我们一种“团体的集体自由”，这种自由的性质可以从下面事实中推测出来，主张这种自由的人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当然，有计划的自由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早先的一切(原文如此)形式的自由都必须被取消”。这句话是从卡尔·曼海姆博士的著作中引证来的，他起码是在警告我们，“一个以过去时代为模型的自由的概念，是妨碍人们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障碍。”但他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和极权主义政治家门口中的自由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像后者所说的自由一样，他所允诺给我们的“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这是把自由与极权混淆到了极点。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谬论和它对“自觉的”控制或“自觉的”计划的要求，才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要求，即某个人的思想应支配一切——虽然只有对社会现象作个人主义式的探讨才会使我们认识到那些指导理性成长的超个人的力量。因此，个人主义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是谦逊的，而对其它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要计划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未必有多少困难，计划一个小社区生活的困难也较少。但是，随着计划规模增大，对各目标的优先顺序的意见一致程度即趋于减少，而仰仗强力和强迫的必要性则随之增大。在一个小社区里，居民在许多问题上对各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一致的价值标准。但是我们的网撒得越宽，一致的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并且，随着一致看法的日益减少，借重于强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就日益增大。

 

当承担一种道德责任必须涉及到通过强力使自己的道德观念相对于那些在其它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占上风的时候，承担这样一种责任会使一个人处于一种不可能按道德行事的处境。如果硬要把这样一种不可能完成的道德任务强加于战胜国，这肯定会在道德上败坏和损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