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bel peace prize goes to Liu Xiaobo!

《非常道II》书摘

王申酉是谁？1963年，他说“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1964年他批评思想独裁；1965年，他写出“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1966年，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个崇拜”……在1976年的“供词”里，他全面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中苏友好时期，许多人对苏联方面过度尊重。一次苏军红旗歌舞团来华演出，曹禺负责接待，他吩咐工作人员在人场券上写道：“请鼓掌三次以上。”

“文革”中，鲁迅博物馆中鲁迅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但在周作人家中，同一个母亲的牌位却被红卫兵砸烂。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大兴土木，并有意设立太监。但是由于不得其法，无数幼童因之丧命，最终一个太监也没有造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完全以女子服务宫廷，连禁城的守卫也不例外，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郭沫若在《新华颂》组诗中，提及斯大林或毛泽东55次，皆是颂扬之词；“万岁”27次，其中俄语2次，指斯大林或毛泽东的有20次，没有一次指人民。

1973年，辽宁某生产队队长张铁生报考铁岭农学院，交了一张白卷，上面写道：“我因为参加了三大革命运动，没有时间预备功课，所以交了白卷。”（原文甚长，大意如此。）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见后视为至宝。白卷答案不久在《人民日报》头版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为名发表。张铁生当然如愿以偿上了大学，还作为“英雄人物”到处做报告。1975年，他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不久又提升为铁岭农学院党委第一书记。然而，事实上他这白卷是假的，他其实得了6分，白卷的答案也是经毛远新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加工过的。

五十年代对知识分子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最初，可以团结的有郭沫若辈，必须斗争的有梁漱溟、胡风辈；到了“反右”中，必须斗争的有罗隆基、章乃器、曾昭抡、徐铸成、储安平、冯雪峰、丁玲等数十万人，可以团结的有吴晗、剪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授松等，团结他们来写批“右”文章，作批“右”发言；到了“文革”，这吴晗、剪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授松又成了不可以团结而必须斗争的人了，这些人一直被斗争到或自杀损命或瘐死狱中。到最后，能团结的只剩下张春桥、姚文元、冯友兰、杨荣国等几个知识分子，而必须斗争的有数不清的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21种人以及几百万臭老九。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北大学生朱谦之写信给他说：“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

慈禧为过自己的六十大寿，不惜耗费重金扩建颐和园，为此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致使早被李鸿章看中的最新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即甲午海战中威风八面的吉野舰。而为了买这艘吉野舰，明治天皇的皇后连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

周恩来和吴国祯少时在南开订交，义同金兰，但后来走上不同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吴国祯在上海的电车上邂逅了乔装改扮的周恩来，但周不敢认他。1938年，周恩来作为王明的副职，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工作，终于可以公开拜渴时为汉口市长的吴国祯了。吴为如何宴请周恩来而煞费脑筋，因为怕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奢侈腐化，只好摆了一桌最普通的饭菜，请了一干南开校友作陪。不久，周借用吴国祯的公馆，还请大家一次。令吴汗颜的是，此次的酒菜均为上乘，厨师为汉口最好的一个，按当时物价，这一餐要花去五十元。席间便有南开校友问周恩来：“您的薪金是多少呢？”周答：“五块钱。”问：“那么如何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答：“这笔钱由组织出。”又有人指着周身上价值百元的缎子狐皮袍说:“这也是组织供给的吗？”答：“是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需要的一切。”席间马上有人说：“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中山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把祟明岛划给你，你先在岛上实验实验再说。”

胡适评价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新生活运动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蔡元培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垢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梁启超有五个儿子，其中三个院士，即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另外两个，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1932年病逝时才25岁；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是经济学家。

1953年，顾领刚搬家到北京，仅他在上海、苏州两地的藏书就装了255箱，约9万册，中国科学院专门为他包了两节车厢。

蒋梦麟将时下的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日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为避嫌疑，把一个放有旧日日记的小皮箱交给好友凌叔华保管。徐去世后，陆小曼和林徽因都想方设法向凌叔华索要皮箱，凌叔华不为所动。后来，林徽因请出胡适向凌叔华交涉，终于拿到了皮箱，但最关键的一本《康桥日记》被凌叔华留下了。林徽因继续努力，胡适继续帮忙，凌叔华才把日记拆成两部分交给林徽因，但最最关键的4页被凌叔华藏了起来，说什么都不愿拿出来了。而这些话题暖昧而敏感的日记最终下落不明。

徐悲鸿以画奔马驰名天下，求画者络绎不绝。他晚年因与蒋碧薇闹分居，为赚赡养费，不得已增加“产量”，常在一桌之上，数匹“马”同时动笔。时人称之为“离婚画”。

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任翻译。辜临去时说了一句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被当成英国谚语收入了英国《大不列颠辞典》。

戴鸿慈和端方在美国国会看到了林肯总统“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演说词镌刻，细问其义，美方翻译甚为饶舌，这时中方翻译说：“我国早有译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赞不绝口：“还是我们译得好!”又问：“译者何人?”答：“孙文。”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曾昭抡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袁世凯称帝时，因“元宵”与“袁销”谐音，传令改为“汤圆。”

吴稚晖提倡人道主义，坚持不坐人力车，梁漱溟亦然。陶行知更为彻底，他有一次确因急事乘坐了人力车，车到半途，他坚持要与人力车夫易地而处，于是这个车夫满眼热泪地坐了半程的人力车。刘文典则喜欢在讲坛上怒斥人力车之不平等，课后却赫然乘人力车而去。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宣告解散，并宣称：“中国人民救国会所号召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它胜利地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作为人民和政治性的组织，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向全国同胞、朋友们和同志们宣告它自己光荣的结束。”民盟、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也纷纷准备解散，最后还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了这种骨牌效应。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时任湖南副省长的华国锋陪同毛在韶山请故交老人和本家长辈吃饭，他知道大家很久没有吃肉了想让大家尽情地吃，尽情地喝。桌上马上就被一扫而光了，毛让给每桌加一碗红烧肉，华国锋说：“主席，没有肉了，农民吃饭都困难，养不起猪!”毛在韶山只住了两天，就上庐山开会了。

《非常道》书摘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不顾凶险，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见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想建炼铁厂以为制钢轨之用，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订购机器，英方说要先将煤焦及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可视其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机器。薛以告张，张说：“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于是英国梯特赛厂遂依其所用酸法炼铁，设计色麻炉两座运到中国，其时张之洞已改任湖广总督，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在大冶设厂，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于是在龟山建厂，地址狭小而一带水田，斥巨资经营，又于各处征询煤矿，最后得马鞍山煤，灰磺并重，实不适于炼焦，所炼生铁，实不合用，而钢轨更无论矣。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蒋廷黻非为纯粹学者，故交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有正面作答，他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李是研究上古史的专家，蒋不好当面贬低“写历史”的贡献，况且自己也曾写过十多年的历史，但他显然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自豪”。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顾维钧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众情绪激昂，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顾维钧对这一点最有反感。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那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则出命，“我出命”。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陈光甫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上海银行是苦出身。”“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身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载有《观美国影戏记》，这是一篇最早的中国人影评。文章说：“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1934年，由熊式辉和杨永泰提议，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时人有嘲讽此事者，撰对联为：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联：忠孝仁爱礼义廉（意“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