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27
2009/12/21
哥本哈根沉船理论
如果一百多人在漏水的船上讨价还价谁该往外多舀水，那是明摆着的蠢，事实上没人会这么干，连船上那最自私最无耻的人，也会拿出最大公无私的精神拼命舀水的。
但是事情如果再复杂一点，就会有新鲜的现象了。如果船上的人算计一下，在这条船沉没前，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安全抵达港口，危险属于下一船乘客时，有很多人就会停下来安静地欣赏海景了。哪怕这条船在抵达港口前的确会沉没一部分，比如灌满一个叫“马尔代夫”的船舱，其他舱室的人，基本上都会无动于衷。
更复杂的是，如果这艘船超重，需要乘客们把身上的金银细软抛下船的话，扯蛋就来了。穷人们说，富人钱多经得起糟蹋你先扔，至少得再扔40%；富人则说穷鬼你那堆破烂儿又沉又不值钱你先扔；穷人说我扔也可以但你富人得拿出年收入的0.5%-1%，即3000块补偿给我，还得教会我发财致富的秘诀，富人说你丫做白日梦吧老子已经一年白给你100块了，多了别想，你救的不是我是你自己。穷人说老子才刚坐这船没两天，你狗日富人坐好几年了，生生把新船坐成了破船，现在多出点血是天经地义的；富人说以前天杀的知道这船是会坐破的，再说如果不是我们富人天天捣鼓这船，你这帮农民今天还在刨地球，能懂航海术、看西洋景？今天这船要沉了也是我们发现的，要不你们这帮賤人淹死了都不知道咋回事。
蛋还没扯完，眼见船越来越漏的厉害。于是船客们聚到“日本房间”，穷人们靠着人多强行通过了一份《京都协议书》，要求富人赶紧扔东西，穷人却可以不扔。最富的富人米利坚说，这是明显的仇富嘛，天下哪有这道理，俺不玩了。穷人说你B一家最重，负担就占了全船的近1/5，你不扔谁扔？米利坚说我的东西是最重，但也最值钱。俺以全船1/4的值钱物件才占了1/5的重量，凭啥我扔？你们看看那叫拆哪的穷鬼，以不到3%的价值也占了近1/5的负担，为啥不让他多扔？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拆哪一听急了：穷兄弟们别听他的，俺们可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你们要是把我推出来，以后你们中有人小偷小摸耍流氓谁罩着啊？好歹这船是大家的，你米利坚就是东西最多最重，这船也属你坐的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看我干啥？凭啥？你凭啥？这最怕船沉的不是咱穷棒子是富人，他们经不起大规模人员伤亡。
为了尽快把蛋扯完，船客们最近又在一间叫“丹麦”的房间开了一个会。据最新消息，把蛋扯完的机会已经很渺茫。最重大的成果将是形成一份《哥本哈根共识》，这份有所有船客签名的共识说：“我们都发现并且承认，这船在漏水，而且是会沉的。”
这份共识发表后，船客们纷纷接到恭喜电话，表扬他们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2009/11/03
万能发言稿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的xxx会议，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xxx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刚才某某同志，以及某某同志的讲话，我认为，讲的非常好，非常深刻。希望在座的同志，认真领会，深刻理解。回去后，要传达某某同志及某某同志的讲话精神，并认真落实、真抓实干，推动xxx工作的顺利开展，努力开创xxx工作新局面。
对于xxx工作，我提几点补充意见：
一．对于xxx工作，我们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充分领会xxx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xxx工作已经开创了很大的局面，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还是要从深度和广度上更加推进xxx工作。我看，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认识！各级领导要充分领会xxx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关于xxx工作的宣传力度，形成上下“齐抓共管”的局面，只有这样，xxx工作才能更上层楼。
二． 对于xxx工作，要加强落实，要把工作落到实处。
目前，有个别同志、个别部门，存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热中于搞形式注意， 热中于开大会，传达文件。
当然，开大会是必要的，上传下达也是必须的。但是，光是讲空话、打官腔，是远远不够的。对xxx工作，要真抓实干，加强落实。各级领导要把xxx工作，列入日常议事日程，要具体部署，认真执行。各级领导要为xxx工作，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舆论环境，扎扎 实实推动xxx工作的开展。要抓出实效，抓出成绩。
三． 要加强协调工作
历史证明：钢铁一样的团结，是我党消除一切困难的有力武器。关于xxx工作也一样，各级领导要加强协调工作，要把上下、左右、各方面、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步调一致地推进xxx工作的开展。目前，有些部门，遇事推委、互相扯皮，这种官僚作风，十分要不得！这种作风，轻则导致工作效率降低，重则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我们要坚决铲除这种官僚作风。
四． 要在实践中探索xxx工作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Xxx工作与市场经济有没有关系，我看是大有关系。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的影响将波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xxx工作也不例外，它必然会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因此，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何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希望大家认真的思考一下，去探索一下，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五． 参与xxx工作的同志，要有自豪感和责任感。
同志们，对于xxx工作，政府是非常重视的；各级组织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推进xxx工作。同志们，你们承担的xxx工作，是肩负了各级组织对你们的殷切希望的，希望你们要脚踏实、同心同德、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
以上五点，供各位同志参考。总之，大家要振奋精神，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开拓进取，努力开创xxx工作的新局面。
2009/10/14
和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
丁肇中：
1976年因发现“吉普赛”粒子获物理学奖。他在台湾长大，大一时因为偶然的机遇赴美读书深造。他的成果也是在高能物理领域。那个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很热门，发现基本粒子需要花费巨大的对撞机，艰苦持久的努力，还有运气。
李远哲：
1986年因改进交叉分子束方法获化学奖。他和丁肇中同一年出生，同一年上大学，他保送进入第一流的台大，而丁肇中那年联考没考好，只被成功大学录取。李远哲在台湾的日子比较长，研究生读完才去美国，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可以解释他现在的政治作为。
丹增嘉措：
1989年因“推动人权”方面的努力获和平奖。那几年正值全球社会主义破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刚刚经历天安门事件。他获这个奖项“顺理成章”。政治往往使一部分人高兴的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不高兴。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他得这个奖项不是中国的荣耀，而是尴尬。本文不探讨政治。
朱棣文（其实更应该称他Steven Chu，因为他不懂中文）：
1997年因发明用激光“冷冻”原子的方法获物理学奖。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除了中国人的基因和外表，与中国毫无关系。
崔琦：
1998年因电动力学方面的成果获得物理学奖。他出生于河南农村，但是童年即去香港读书，19岁时赴美。他基本上是受美式教育长大的。
高行健：
2000年因《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作品获得文学奖。他出生于中国，在中国接受教育，在中国工作，也曾是体制内的人，后因持不同政见逃亡欧洲。中国文坛的人大都眼红诺贝尔奖，吃不找葡萄总会抱怨葡萄酸，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打压矮化，他获奖的积极意义几乎被人为地削减为零。
钱永健（和朱棣文一样，我们应该叫他Roger Yonchien Tsien）：
2008年因研究绿色荧光蛋白获化学奖。大陆媒体报道他的时候，定语除了“华裔”，还要加上“钱学森堂侄”。人家是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与中国何干？去年中国媒体采访钱，大意是华裔“又”拿了诺贝尔奖，是否说明中国人很聪明？你叔叔为中国两弹做出了巨大贡献，你是否感到光荣？钱说（大意）:我是美国人，在美国受的教育，在美国科研体制下工作，与中国无关。至于那位叔叔，我们全家都很遗憾他回到中国......
高锟：
2009年因光纤通信方面的研究获物理学奖。出生于中国，大陆解放前夕全家移民台湾，在香港读中学，在英国读大学，在美国做研究。
2009/10/12
炒股绝佳的三个信号
一、股市进场的信号：
1.炒股老头突发心肌梗塞，死在交易大厅里
2.贪官挪用公款炒股，无法归还，被逮捕
3.证券公司临时工领不到工资
4.私募的经理跳楼或者逃往国外
5.国家银行松动，乱放贷款
二、股市离场信号：
1.周小川讲话
2.尚福林讲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3.股评家说机构给散户送钱
4.股仙曝光，股神出现
5.中石油、三大银行股狂拉指数
三、股市病态信号：
1.香港大佬来关心
2.经济学家来议论
3.罗杰斯来乱弹
4.新华社来打气
说明：此三信号极灵，百试不爽，此中信号一出现后，为安全期，信号二出现后，为危险期，信号三出现后，为癌症末期。此三信号远比什么K线、均线、指标准确。
2009/09/20
《建国大业》影评（转）
《建国大业》从影片的制作和表演上讲还算上乘，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建国大业是一部爱情文艺片，
你们泡妞时的承诺都做到了吗？
但是无论如何，建国大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年我党攻克上海，
影片告诉我们，想要搞定女人，还得靠房子。尤其在上海。
在中国，这部中庸的中性的献给中共的由中影拍摄的影片，
2009/09/14
2009/09/01
中国菜的正式西餐叫法
加索焖鸡排香菜碎末配德式浓酱（白斩鸡）
法式卷心菜微甜浓汤（白菜汤）
木炭火焦烤微煎法国小填鸭（烤鸭）
蜜糖配白醋焗野猪背脊嫩肉（糖醋里脊）
珍珠蒜蓉微煎白菜（炒大白菜）
墨西哥特辣炖过油精致阿根廷小牛肉配当下时蔬（水煮牛肉）
芝士浓酱伴意大利面条（热干面）
陈年俄罗斯酸汤加小辣椒煮深海鳕鱼（酸菜鱼）
墨西哥特辣秘制浓汤杂烩配什锦鲜蔬（火锅）
意式蒜蓉微酸浇汁鲜猪嫩柳（凉拌白肉）
爆油葱香干煸五花肉（回锅肉）
麻辣黑胡椒精腌碎肉炖白玉豆腐（麻婆豆腐）
酥炸黑色发酵豆块佐红辣椒蒜汁/小火御制特香脆墨腐块/特级初炸腌制豆乳凝冻浇
酱汁/特选酱香豆腐精炸佐芙蓉蒜醋汁（油炸臭豆腐）
鲜白玉子配腌制小甜菜黑胡椒浓汤（榨菜蛋汤）
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番茄炒蛋）
冷翠青葱段配盐渍蒸豆碎（大葱蘸酱）
意式番茄鸡蛋浓汤浇通心粉（鸡蛋打卤面）
铁板特煎外十分熟内七分熟碎牛扒佐青椒段洋葱块（铁板牛肉）
百分百原汁澳洲玉子水晶冻（蒸蛋羹）
法式闷烧水生蜗牛佐辣椒蒜汁（辣田螺）
特制甜糯米配日式蜜豆沙及八色澳洲香焙干果（八宝饭）
秘制酱渍猪排泰国香糯米寿司(肉粽子)
黄色毒药鸡尾酒（雄黄酒）
特浓肉孜酱青葱拌意面（杂酱面）
特调浓香酱蘸皇家白玉冰珂（凉拌豆腐）
明前安溪茶蕊煎怀玉百合（铁观音炒百合）
特制北冰洋鳕鱼汁至鲜布丁（鱼冻）
西班牙热辣风情茴香桂皮油灼鱼排（水煮鱼）
法式松脆芝麻小烤饼配墨西哥特制油煎香面卷（烧饼夹油条）
意式酱汁淋细面饼包裹浓香美国小肥牛（牛肉锅贴）
特制西班牙浓香茄汁烩日式香Q小猪肉条（茄子排条）
传统烤茄瓜红烩浓香肉汁（肉沫茄子）
西班牙青椒红烩利大意小牛眼肉片（青椒炒肉）
特调美味酸甜汁烩澳大利亚小尖椒（虎皮青椒）
精制小麦面饼包裹浓汁肉眼扒（肉包子）
中式松花蛋烩特选猪肩肉配水晶香稻浓汤（皮蛋瘦肉粥）
白水炖煮精选五花肉配橄榄油油滚墨西哥特大青辣椒（青椒回锅肉）
海鲜杂烩配时蔬小菜浇中式意面（三鲜面）
中式豆花布丁配特制鸡丝浇汁佐顶级蒜蓉辣酱（豆腐脑）
2009/08/18
暴君的臣民
鲁迅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2〕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3〕，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4〕。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
“阿呀”，活的高兴着。
〔1〕 本篇最初发表于
〔2〕 “臣工” 群臣百官。
〔3〕 Gogol 果戈理。参看本卷第102页注〔18〕。《按察使》，今译《钦差大臣》，作于一人三四年至一八三六年间。
〔4〕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时，为门徒犹大所出卖，被捕后解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彼拉多因耶稣无罪，想释放他，但遭到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们的反对，结果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2009/08/03
某老同志建言建国60周年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 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 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2009/07/12
淡妆浓抹总相宜
200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语文高考模拟考试的作文
淡妆浓抹总相宜
没有到过西湖便感受不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境。不错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一潭湖水若经春光亮色的打点，便似那沉鱼落雁,一笑倾城,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倘若只是素面朝天，也有着闭月羞花的资质，了了几笔勾画与点缀就与天色山水浑然一气，令人陶然。
这就是西湖的特质，是自然的辩证法，是淡妆与浓抹的哲学。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需要这西湖精神的启示？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一种气质，是高贵与平凡的契合，是典雅与朴素的交融。漫步在西湖的堤岸，抬头看到杭州城中林立的高楼，分明让你感到浓烈的时代气息；但闭上眼，迎风飘来的阵阵幽香却又让你体味到归真反璞。这就是城市的气质：包容了浓妆与淡抹，就像上海商业街的繁华喧闹与弄堂的宁静幽深，北京天安门响彻天际的国歌嘹亮和胡同小巷若隐若现的京昆雅韵。它给人以不同的角度去赏玩，却又能处处给你触动，无论是精致的油彩还是简约的素描都能尽现其源于本质的美。
对于文人墨客或是风流人物，"淡妆浓抹总相宜"正是他们的风度。无论是处于热烈或平淡，都保持着故我的态度。白居易是这样，苏轼是这样。穿上华丽的朝服，置身威严的皇宫，他们有的是不事权贵的傲气；换上粗制的官袍，转徙荒远的野地，他们也不失潇洒，于是便有了不朽的诗篇，有了与西湖精神融为一体的白堤与苏堤。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的风度，正是这翩翩然的洒脱使他们无论处于危楼高墙的浓抹还是置于竹林小径的淡妆总是这样适宜。他们已超越了浓妆淡抹的粉饰，使人们看到他们的内在，为人们留下一具精神的标本。
或许你会说，我并没有苏子乐天的才华，那么何不把"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精神上升为一种生活态度，去指导你的人生呢？这便是人生的坦然。倘若能轰轰烈烈，就竭尽全力上演一段华彩；但如果只是平平凡凡，就默默无闻演绎一曲心声。这种生活态度给了你一个俯瞰人生的精神高度，给生活中的浓与淡以哲学的思考。当我们用这种态度去指导人生，便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那种种境遇，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又怎能影响我们对人生价值的实践呢？因为使我们宜然的是精神的富足，而不是良好境遇的修饰。
三潭印月是自然的妙笔，苏堤白堤是生命的曲线。我们确乎应该去体味这"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胜景，去感悟它，去思考它。
淡妆浓抹总相宜
没有到过西湖便感受不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境。不错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一潭湖水若经春光亮色的打点，便似那沉鱼落雁,一笑倾城,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倘若只是素面朝天，也有着闭月羞花的资质，了了几笔勾画与点缀就与天色山水浑然一气，令人陶然。
这就是西湖的特质，是自然的辩证法，是淡妆与浓抹的哲学。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需要这西湖精神的启示？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一种气质，是高贵与平凡的契合，是典雅与朴素的交融。漫步在西湖的堤岸，抬头看到杭州城中林立的高楼，分明让你感到浓烈的时代气息；但闭上眼，迎风飘来的阵阵幽香却又让你体味到归真反璞。这就是城市的气质：包容了浓妆与淡抹，就像上海商业街的繁华喧闹与弄堂的宁静幽深，北京天安门响彻天际的国歌嘹亮和胡同小巷若隐若现的京昆雅韵。它给人以不同的角度去赏玩，却又能处处给你触动，无论是精致的油彩还是简约的素描都能尽现其源于本质的美。
对于文人墨客或是风流人物，"淡妆浓抹总相宜"正是他们的风度。无论是处于热烈或平淡，都保持着故我的态度。白居易是这样，苏轼是这样。穿上华丽的朝服，置身威严的皇宫，他们有的是不事权贵的傲气；换上粗制的官袍，转徙荒远的野地，他们也不失潇洒，于是便有了不朽的诗篇，有了与西湖精神融为一体的白堤与苏堤。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的风度，正是这翩翩然的洒脱使他们无论处于危楼高墙的浓抹还是置于竹林小径的淡妆总是这样适宜。他们已超越了浓妆淡抹的粉饰，使人们看到他们的内在，为人们留下一具精神的标本。
或许你会说，我并没有苏子乐天的才华，那么何不把"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精神上升为一种生活态度，去指导你的人生呢？这便是人生的坦然。倘若能轰轰烈烈，就竭尽全力上演一段华彩；但如果只是平平凡凡，就默默无闻演绎一曲心声。这种生活态度给了你一个俯瞰人生的精神高度，给生活中的浓与淡以哲学的思考。当我们用这种态度去指导人生，便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那种种境遇，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又怎能影响我们对人生价值的实践呢？因为使我们宜然的是精神的富足，而不是良好境遇的修饰。
三潭印月是自然的妙笔，苏堤白堤是生命的曲线。我们确乎应该去体味这"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胜景，去感悟它，去思考它。
2009/07/06
今夜为谁流泪
今夜为谁流泪
狄马
一
北京时间2008年11月5日，非洲裔黑人奥巴马赢得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尽管在此前举行的电视辩论中，我和朋友们都一致猜测，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必将要输在他的年龄、气度以及左右摇摆的政策承诺中，可当这个年轻、帅气、出身于草根的黑人参议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真的站到胜选的台上时，我的内心仍然涌出一种久违的激动。
我相信那一刻，一定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幻化出无数历史的真实画面：带着铁锁从非洲海岸出发的男女，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贩奴船只，哈瓦那市场上可怕的人身交易，公共车上黑白分明的座位，以及马丁•路德•金铿锵有力的演说……就是说，眼前这个黑人帅哥的当选之所以是个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件，就在于他的肤色记录了一个种族几百年的耻辱和苦难。他的当选和他之前的43位前任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所属的种族自乘坐第一条贩奴船来到美洲大陆起，就和隔离、歧视、人口买卖、暴力犯罪等不平等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因而，他的当选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有一首著名的黑人歌曲，叫《十字路口》，是黑人歌手罗伯特•约翰逊唱的。它讲的是在美国二三十年代南方“民众私刑”猖獗的时候，一个黑人在黄昏时分来到南方的小镇，当他要穿过十字路口回家时，突然被一群身穿白衣白裤，只露两只眼睛的白人暴民包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恐惧的了。你可以想象一下，穿过这条马路，就是他温暖的家，那里有他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而现在只因为他的祖先留给他的肤色，他就不得不喋血街头。约翰逊在这首歌中忧伤地唱道：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祈求上苍，救救可怜的鲍伯。
今天当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响彻在国会大厦的时候，我的耳边同时响起的就是这首忧伤得令人落泪的歌曲。我还想起，在上世纪50年代的黑人“拒乘”运动中，黑人因为罗莎•帕克斯的被捕而拒绝返回带有侮辱性的车厢。没有私家车，他们就步行上班，或骑车去打工。警察来到他们身边，他们没有喊口号，举拳头，而是扶老携幼，手挽着手，唱起了一种从遥远的非洲家园带来的“灵歌”。这是一种只有在宗教场合才有的奇异恩典。他们本来是把这种深沉哀伤的旋律献给他们的上帝的。可今天他们身处逆境，尊严被践踏，权利被褫夺。他们啼哭，无人倾听；他们祈求，无人理睬。除了诉诸他们的神，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能干什么？多少白人站在路边，默默地听着这种令人揪心的歌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们为自己以往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我有限的关注范围内，在中国，只有哀戚过人的陕北民歌可以和黑人的灵歌媲美。这说明战争、贫穷、暴力、专制带给陕北人千年不改的伤害，只有美洲的黑奴可以一比。
今天这一切都已远去。黑人音乐承载的全部苦难都随着这个人的当选而成为过去。尽管人类好同恶异，对“非我族类”的偏见、排斥不会随着一个人的当选而完全绝迹，但可以想见，从此集团性地、系统性地侵犯黑人权利的历史可以休矣！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故事的结束。“开始”的意思是说，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作为整体的弱势群体，从此可以真正走出自卑，放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了。有些人甚至担心，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黑人会不会“反歧视”？
奥巴马，一个曾做过社区干事、金融撰稿人、杂志编辑等多种“贱业”，既无显赫的家庭出身，又无深厚的政治背景，用中国话说就是“起于草莽之间”的普通参议员，竟然可以击败民主党大佬希拉里，一路凯歌，最终又击败共和党的资深政要麦凯恩，登上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总统宝座，这对他所属的种族，对生活在这块自由土地上的其他少数族裔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正如沃伦大法官在1954年的“布朗诉堪萨斯学校”一案中判定的：隔离的学校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群体产生整体自卑感。奥巴马的当选可以说提升了人的尊严，恢复了人的自信，使得一个还处在弱势地位的种族产生整体自豪感。尤其是对那些还挣扎在底层的少数族裔来说，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等于是在向黑人，甚至是所有的少数族裔宣示：你们在精神和人格上，在智能和力量上，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做到。
二
多少年来，我们被灌输说，美国是搞种族歧视的，警察见了黑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可今天，当这四个黑人组成的“第一家庭”站到胜选的台上向人们招手时，说什么都成了多余。它比以往任何一天都使我相信，种族平等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这张美国黑人的“全家福”比任何宣言、口号、社论都有力地证明了，人类走出偏见，学会和各民族友好相处，真正做到“各族人民大团结”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把我们侵犯人权的历史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起，那么，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比我们这个民族更恶贯满盈的了。看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尊重各兄弟民族的生存发展、信仰习惯，关键要看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是否真的遵守自己写在宪法里的平等自由条款，而不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一些个别的、非系统性的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核心的法律制度，包括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是真诚捍卫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权利与尊严的，即它写在宪法里的条文是真诚的，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存在一些局部的、个体的侵犯人权，践踏少数族裔生存习惯的事件，这些被侵犯的个人与民族的诉求也迟早会和这个国家核心的精神力量汇合在一起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核心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尊重人权，即它写在宪法里的条文是虚假的，那么，不用说出现恶性侵犯事件以后无处申诉，即使“有处申诉”也是靠不住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种“救民于水火”的力量不是来自一种恒久的、非人治的制度，这种力量就是短暂的、偶然的，不管这力量是来自个别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还是清官、侠客的正义冲动。
以这样一种观念看美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奇异之处在于，它从独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按照一种成王败寇的原则立国的，它对它写在《独立宣言》中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由衷地相信的。正如奥巴马在获胜演说中讲的：“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反映到种族问题上，就是种族问题由来已久，它贯穿美国历史二百多年。可这个国家核心的政治力量从来就没有忘记立国者的伟大梦想。作为联邦的美国政府，包括政府引领的各级行政力量和民间的精英人物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努力。对奴隶问题的关切，对奴隶命运的同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诞生以前北方一些城市的禁奴运动上。你现在很难想象，早在1641年，马萨诸塞就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从非洲劫掠人口的法律：“任何人，凡劫持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那时，美国还是一个冰天雪地中的神话。
事实上，一直到独立战争打响前，代表美国主流精神的北方，如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立法，他们谴责奴隶制，禁止奴隶贸易。可这些立法大都为英王否决。直到独立战争打响，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受命起草《独立宣言》。这位杰出的民主先行者，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沉痛写道：“他（英王）向人性本身展开残忍的战争。他强暴了一个远方民族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他们从来就没有冒犯过他。这场战争拐骗和胁迫了他们，使他们不是在运送途中悲惨地死去，就是被送往地球的另一端充当奴隶。这场由邪恶力量无耻发动的海盗战争，恰恰就是身为基督徒的大不列颠的英王所发动的战争。他决定打开这样一个市场，在那里，人类可以被买卖。他滥用了他的立法否决权，并利用这个否决权压制了所有打算禁止和限制这种肮脏交易的立法尝试。”可惜的是，这段散发着人道激情，充满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性智慧的句子在交给大会讨论时，被来自南方的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否决。为此，这位激进的自由派思想家终生耿耿于怀。因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深刻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伟大文件是南北双方妥协的产物。当然，最后这个国家为它的“妥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85年后，在这片充满梦想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60万美国青年倒在了自己的家门前，而这场战争的诉求正是“解放黑奴”。
三
长期以来，我们被教育说，美国是歧视黑人的，证据就是政府搞种族隔离。可通过林达的书我们才知道，歧视黑人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南方一些极端保守的州。你当然会问，这些极端保守的州属于不属于美国政府？从联邦的制度框架上讲，当然属于。但美国的“州”和我们的“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些州，甚至县都是地方自治的。中央不得过多干涉地方事务是写在宪法里的。美国人心中的“国”就是他们所在的“州”，“联邦”则相当于一个“联合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州又不属于美国政府。这些州的州长和行政人员也不是中央任命的，而是当地百姓选出来的。他们个人未必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得听命于雇佣他们的老百姓。因而，种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牵涉到人性、法律、联邦制度框架等多种因素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一个地方民众的觉悟问题。如果一个地方的老百姓是开放的，是能容忍不同人种的风俗习惯的，那么这个地方的政府就不可能是保守的，这个地方的法律就不可能是种族隔离的；相反，如果一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没有学会和异族相处，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小区，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公共场所有异族人出现，那么这个州，这个县的政府就是保守的，法律就是种族隔离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地方的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而议员和地方官都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因而，在这个国家，你会看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看到的奇异景象：联邦政府不满南方一些州立学校的黑白分校制度，但因为地方分权自治的原因，官员们束手无策。只有等这样的案子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后，联邦政府才可以劝说白人学校接纳黑人孩子，劝说无效，联邦政府就派出国民自卫队荷枪实弹护送黑人孩子到校。在六十年代的“公路入座运动”中，联邦政府为了保护北方志愿者进入南方种族隔离州的安全，在每辆载有志愿者的车上，都派持枪的联邦执法队士兵跟车，长途汽车前后都有交警车护卫，天上甚至还有直升飞机。你当然可以嘲笑这种大动干戈的努力是“作秀”，可有谁见过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几个异族小孩的“入学难”就“作”这样的“秀”？恕我孤陋，我只见过士兵从学校往出抓人的，没有见过护送学生到校的；我只见过直升飞机护送领导的，没有见过护送挑战法律的。我们都知道，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可很少有人知道，演讲的当天肯尼迪总统就邀请马丁•路德•金到白宫作客，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就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为了实现肯尼迪的遗愿，上下呼吁，终于使得这个旨在改变黑人地位的《民权法案》在第二年顺利通过。
当然，除了联邦政府和北方民众，包括许许多多怀揣着自由梦想的白人的努力外，黑人地位的最终改变，实际上还是依赖美国民众，尤其是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态度转变。从公开的贩奴到禁止奴隶贸易，从蓄奴到废奴，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平等近四百年的历史中，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南方民众对人性，对人的价值，对生命的尊严虽然缓慢却不断反思的艰难历程。因而，从超越自己，战胜自我的角度上看，奥巴马的当选与其说是黑人的胜利，不如说是白人的胜利。在一个黑人只占13%的国度里，具有绝对优势的白人让黑人当自己的总统，你说这是谁的胜利？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种族走出了阴影，而是所有的人都走出了阴影。我当然知道，这和我没关系。这个黑人总统年收入25万以下者都可获得减税的承诺不会惠及到一个无医疗，无失业救济，无任何福利保障的中国文人身上。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光棍，看见别人娶媳妇，就往人家的花轿里扔石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只要全世界还有一块地方、一个区域、一个人还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阴影里，所谓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区域、任意一个人走出了暴力和谎言的挟制，都意味着自由的力量壮大了一分，专制独裁的势力减弱了一分。因而，在奥巴马当选的“第一时刻”，有网友问，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借鉴什么？我说，我们还谈不到借鉴。我们离选我们自己种族的总统还差得远，不用说选一个维族和藏族的领袖管理我们。但同时我也告诉这个大学生，世界上只要有人这么做了，我们也就不能说绝无希望。
路正长，正如夜一样。
——《随笔》2009年第2期
狄马
一
北京时间2008年11月5日，非洲裔黑人奥巴马赢得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尽管在此前举行的电视辩论中，我和朋友们都一致猜测，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必将要输在他的年龄、气度以及左右摇摆的政策承诺中，可当这个年轻、帅气、出身于草根的黑人参议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真的站到胜选的台上时，我的内心仍然涌出一种久违的激动。
我相信那一刻，一定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幻化出无数历史的真实画面：带着铁锁从非洲海岸出发的男女，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贩奴船只，哈瓦那市场上可怕的人身交易，公共车上黑白分明的座位，以及马丁•路德•金铿锵有力的演说……就是说，眼前这个黑人帅哥的当选之所以是个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件，就在于他的肤色记录了一个种族几百年的耻辱和苦难。他的当选和他之前的43位前任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所属的种族自乘坐第一条贩奴船来到美洲大陆起，就和隔离、歧视、人口买卖、暴力犯罪等不平等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因而，他的当选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有一首著名的黑人歌曲，叫《十字路口》，是黑人歌手罗伯特•约翰逊唱的。它讲的是在美国二三十年代南方“民众私刑”猖獗的时候，一个黑人在黄昏时分来到南方的小镇，当他要穿过十字路口回家时，突然被一群身穿白衣白裤，只露两只眼睛的白人暴民包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恐惧的了。你可以想象一下，穿过这条马路，就是他温暖的家，那里有他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而现在只因为他的祖先留给他的肤色，他就不得不喋血街头。约翰逊在这首歌中忧伤地唱道：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祈求上苍，救救可怜的鲍伯。
今天当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响彻在国会大厦的时候，我的耳边同时响起的就是这首忧伤得令人落泪的歌曲。我还想起，在上世纪50年代的黑人“拒乘”运动中，黑人因为罗莎•帕克斯的被捕而拒绝返回带有侮辱性的车厢。没有私家车，他们就步行上班，或骑车去打工。警察来到他们身边，他们没有喊口号，举拳头，而是扶老携幼，手挽着手，唱起了一种从遥远的非洲家园带来的“灵歌”。这是一种只有在宗教场合才有的奇异恩典。他们本来是把这种深沉哀伤的旋律献给他们的上帝的。可今天他们身处逆境，尊严被践踏，权利被褫夺。他们啼哭，无人倾听；他们祈求，无人理睬。除了诉诸他们的神，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能干什么？多少白人站在路边，默默地听着这种令人揪心的歌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们为自己以往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我有限的关注范围内，在中国，只有哀戚过人的陕北民歌可以和黑人的灵歌媲美。这说明战争、贫穷、暴力、专制带给陕北人千年不改的伤害，只有美洲的黑奴可以一比。
今天这一切都已远去。黑人音乐承载的全部苦难都随着这个人的当选而成为过去。尽管人类好同恶异，对“非我族类”的偏见、排斥不会随着一个人的当选而完全绝迹，但可以想见，从此集团性地、系统性地侵犯黑人权利的历史可以休矣！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故事的结束。“开始”的意思是说，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作为整体的弱势群体，从此可以真正走出自卑，放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了。有些人甚至担心，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黑人会不会“反歧视”？
奥巴马，一个曾做过社区干事、金融撰稿人、杂志编辑等多种“贱业”，既无显赫的家庭出身，又无深厚的政治背景，用中国话说就是“起于草莽之间”的普通参议员，竟然可以击败民主党大佬希拉里，一路凯歌，最终又击败共和党的资深政要麦凯恩，登上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总统宝座，这对他所属的种族，对生活在这块自由土地上的其他少数族裔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正如沃伦大法官在1954年的“布朗诉堪萨斯学校”一案中判定的：隔离的学校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群体产生整体自卑感。奥巴马的当选可以说提升了人的尊严，恢复了人的自信，使得一个还处在弱势地位的种族产生整体自豪感。尤其是对那些还挣扎在底层的少数族裔来说，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等于是在向黑人，甚至是所有的少数族裔宣示：你们在精神和人格上，在智能和力量上，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做到。
二
多少年来，我们被灌输说，美国是搞种族歧视的，警察见了黑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可今天，当这四个黑人组成的“第一家庭”站到胜选的台上向人们招手时，说什么都成了多余。它比以往任何一天都使我相信，种族平等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这张美国黑人的“全家福”比任何宣言、口号、社论都有力地证明了，人类走出偏见，学会和各民族友好相处，真正做到“各族人民大团结”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把我们侵犯人权的历史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起，那么，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比我们这个民族更恶贯满盈的了。看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尊重各兄弟民族的生存发展、信仰习惯，关键要看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是否真的遵守自己写在宪法里的平等自由条款，而不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一些个别的、非系统性的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核心的法律制度，包括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是真诚捍卫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权利与尊严的，即它写在宪法里的条文是真诚的，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存在一些局部的、个体的侵犯人权，践踏少数族裔生存习惯的事件，这些被侵犯的个人与民族的诉求也迟早会和这个国家核心的精神力量汇合在一起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核心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尊重人权，即它写在宪法里的条文是虚假的，那么，不用说出现恶性侵犯事件以后无处申诉，即使“有处申诉”也是靠不住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种“救民于水火”的力量不是来自一种恒久的、非人治的制度，这种力量就是短暂的、偶然的，不管这力量是来自个别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还是清官、侠客的正义冲动。
以这样一种观念看美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奇异之处在于，它从独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按照一种成王败寇的原则立国的，它对它写在《独立宣言》中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由衷地相信的。正如奥巴马在获胜演说中讲的：“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反映到种族问题上，就是种族问题由来已久，它贯穿美国历史二百多年。可这个国家核心的政治力量从来就没有忘记立国者的伟大梦想。作为联邦的美国政府，包括政府引领的各级行政力量和民间的精英人物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努力。对奴隶问题的关切，对奴隶命运的同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诞生以前北方一些城市的禁奴运动上。你现在很难想象，早在1641年，马萨诸塞就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从非洲劫掠人口的法律：“任何人，凡劫持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那时，美国还是一个冰天雪地中的神话。
事实上，一直到独立战争打响前，代表美国主流精神的北方，如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立法，他们谴责奴隶制，禁止奴隶贸易。可这些立法大都为英王否决。直到独立战争打响，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受命起草《独立宣言》。这位杰出的民主先行者，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沉痛写道：“他（英王）向人性本身展开残忍的战争。他强暴了一个远方民族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他们从来就没有冒犯过他。这场战争拐骗和胁迫了他们，使他们不是在运送途中悲惨地死去，就是被送往地球的另一端充当奴隶。这场由邪恶力量无耻发动的海盗战争，恰恰就是身为基督徒的大不列颠的英王所发动的战争。他决定打开这样一个市场，在那里，人类可以被买卖。他滥用了他的立法否决权，并利用这个否决权压制了所有打算禁止和限制这种肮脏交易的立法尝试。”可惜的是，这段散发着人道激情，充满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性智慧的句子在交给大会讨论时，被来自南方的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否决。为此，这位激进的自由派思想家终生耿耿于怀。因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深刻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伟大文件是南北双方妥协的产物。当然，最后这个国家为它的“妥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85年后，在这片充满梦想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60万美国青年倒在了自己的家门前，而这场战争的诉求正是“解放黑奴”。
三
长期以来，我们被教育说，美国是歧视黑人的，证据就是政府搞种族隔离。可通过林达的书我们才知道，歧视黑人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南方一些极端保守的州。你当然会问，这些极端保守的州属于不属于美国政府？从联邦的制度框架上讲，当然属于。但美国的“州”和我们的“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些州，甚至县都是地方自治的。中央不得过多干涉地方事务是写在宪法里的。美国人心中的“国”就是他们所在的“州”，“联邦”则相当于一个“联合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州又不属于美国政府。这些州的州长和行政人员也不是中央任命的，而是当地百姓选出来的。他们个人未必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得听命于雇佣他们的老百姓。因而，种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牵涉到人性、法律、联邦制度框架等多种因素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一个地方民众的觉悟问题。如果一个地方的老百姓是开放的，是能容忍不同人种的风俗习惯的，那么这个地方的政府就不可能是保守的，这个地方的法律就不可能是种族隔离的；相反，如果一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没有学会和异族相处，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小区，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公共场所有异族人出现，那么这个州，这个县的政府就是保守的，法律就是种族隔离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地方的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而议员和地方官都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因而，在这个国家，你会看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看到的奇异景象：联邦政府不满南方一些州立学校的黑白分校制度，但因为地方分权自治的原因，官员们束手无策。只有等这样的案子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后，联邦政府才可以劝说白人学校接纳黑人孩子，劝说无效，联邦政府就派出国民自卫队荷枪实弹护送黑人孩子到校。在六十年代的“公路入座运动”中，联邦政府为了保护北方志愿者进入南方种族隔离州的安全，在每辆载有志愿者的车上，都派持枪的联邦执法队士兵跟车，长途汽车前后都有交警车护卫，天上甚至还有直升飞机。你当然可以嘲笑这种大动干戈的努力是“作秀”，可有谁见过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几个异族小孩的“入学难”就“作”这样的“秀”？恕我孤陋，我只见过士兵从学校往出抓人的，没有见过护送学生到校的；我只见过直升飞机护送领导的，没有见过护送挑战法律的。我们都知道，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可很少有人知道，演讲的当天肯尼迪总统就邀请马丁•路德•金到白宫作客，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就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为了实现肯尼迪的遗愿，上下呼吁，终于使得这个旨在改变黑人地位的《民权法案》在第二年顺利通过。
当然，除了联邦政府和北方民众，包括许许多多怀揣着自由梦想的白人的努力外，黑人地位的最终改变，实际上还是依赖美国民众，尤其是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态度转变。从公开的贩奴到禁止奴隶贸易，从蓄奴到废奴，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平等近四百年的历史中，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南方民众对人性，对人的价值，对生命的尊严虽然缓慢却不断反思的艰难历程。因而，从超越自己，战胜自我的角度上看，奥巴马的当选与其说是黑人的胜利，不如说是白人的胜利。在一个黑人只占13%的国度里，具有绝对优势的白人让黑人当自己的总统，你说这是谁的胜利？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种族走出了阴影，而是所有的人都走出了阴影。我当然知道，这和我没关系。这个黑人总统年收入25万以下者都可获得减税的承诺不会惠及到一个无医疗，无失业救济，无任何福利保障的中国文人身上。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光棍，看见别人娶媳妇，就往人家的花轿里扔石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只要全世界还有一块地方、一个区域、一个人还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阴影里，所谓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区域、任意一个人走出了暴力和谎言的挟制，都意味着自由的力量壮大了一分，专制独裁的势力减弱了一分。因而，在奥巴马当选的“第一时刻”，有网友问，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借鉴什么？我说，我们还谈不到借鉴。我们离选我们自己种族的总统还差得远，不用说选一个维族和藏族的领袖管理我们。但同时我也告诉这个大学生，世界上只要有人这么做了，我们也就不能说绝无希望。
路正长，正如夜一样。
——《随笔》2009年第2期
2009/06/30
2009/06/21
毛主席语录
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叁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
---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
---毛《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发表于《大公报》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6.4）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春节谈话纪要（1964.2.13），《...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460页。】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12.2）】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5.8】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1964.8.24】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 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1962.9.24），《...思想万岁》 一九六九年。】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7.10】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 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１９５９.８.１７毛泽 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260页。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182页。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305页。】
一九五八年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密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
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个。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１９６８、７、２８）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索索，允许学生打磕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有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
---毛《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发表于《大公报》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6.4）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春节谈话纪要（1964.2.13），《...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460页。】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12.2）】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5.8】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1964.8.24】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 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1962.9.24），《...思想万岁》 一九六九年。】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7.10】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 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１９５９.８.１７毛泽 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260页。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182页。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305页。】
一九五八年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密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
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个。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１９６８、７、２８）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索索，允许学生打磕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有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
不查，问题都在前三排；一查，根子全在主席台。
不查，个个人模狗样；一查，全都男盗女娼。
不查，都是贞德；一查，都是婊子。
不查，都戴三块普通表；一查，每块的价值可不小。
不查，学习心得个个发自肺腑；一查，原来全部来自百度。
不查，处处鲜花；一查，原来都是豆腐渣。
不查，都是平民奋斗成功史；一查，都是官员拐弯抹角的七大姑八大姨。
不查，都在为革命辛勤站岗；一查，原来人家早已怀揣绿卡
不查，都要为人民服务；一查，全都在被人民服务。
不查，是天灾；一查，是人祸。
不查，都是中国人；一查，都是外国籍。
不查，都是代表；一查，全是领导。
不查，多难兴邦；一查，多盖房子发家。
不查，是三块表；一查，是三座山。
不查，全是优越性；一查，都是性优越。
不查，是野三关；一查，是黑风镇。
不查，他是公仆；一查，原来他更喜欢女仆。
不查，是人民的儿子；一查，是人民的罪犯。
不查，是修脚刀；一查，就成了水果刀。
不查，人人都学红宝书；一查，人人怀揣小绿卡。
不查，人人都坚挺；一查，个个疲软。
不查，都是领导的脑子，一查，全是秘书的稿子。
不查，都是高学历，一查，全是在职。
不查，问题都在前三排；一查，根子全在主席台。
不查，个个人模狗样；一查，全都男盗女娼。
不查，都是贞德；一查，都是婊子。
不查，都戴三块普通表；一查，每块的价值可不小。
不查，学习心得个个发自肺腑；一查，原来全部来自百度。
不查，处处鲜花；一查，原来都是豆腐渣。
不查，都是平民奋斗成功史；一查，都是官员拐弯抹角的七大姑八大姨。
不查，都在为革命辛勤站岗；一查，原来人家早已怀揣绿卡
不查，都要为人民服务；一查，全都在被人民服务。
不查，是天灾；一查，是人祸。
不查，都是中国人；一查，都是外国籍。
不查，都是代表；一查，全是领导。
不查，多难兴邦；一查，多盖房子发家。
不查，是三块表；一查，是三座山。
不查，全是优越性；一查，都是性优越。
不查，是野三关；一查，是黑风镇。
不查，他是公仆；一查，原来他更喜欢女仆。
不查，是人民的儿子；一查，是人民的罪犯。
不查，是修脚刀；一查，就成了水果刀。
不查，人人都学红宝书；一查，人人怀揣小绿卡。
不查，人人都坚挺；一查，个个疲软。
不查，都是领导的脑子，一查，全是秘书的稿子。
不查，都是高学历，一查，全是在职。
2009/05/12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年轻人的七项忠告
第一不要怕学校不理想，贾庆林的母校到现在也没几个人知道------石家庄工业学院；
第二不要怕短暂的停留，李长春毕业后曾经留校两年待分配；
第三不要怕起点低,吴邦国毕业后直接进厂当了工人，况且一干就是10年；
第四不要怕条件苦，胡锦涛参加工作时就在甘肃的大山里修水电站，居然还被评为劳模；
第五不要怕地方偏，温家宝在甘肃修水库一直到四十岁才进机关；
第六不要怕提拔慢，贺国强三十七岁才当上车间主任；
第七看完后赶紧去做自己的事情，别以为自己真能当常委……!
第二不要怕短暂的停留，李长春毕业后曾经留校两年待分配；
第三不要怕起点低,吴邦国毕业后直接进厂当了工人，况且一干就是10年；
第四不要怕条件苦，胡锦涛参加工作时就在甘肃的大山里修水电站，居然还被评为劳模；
第五不要怕地方偏，温家宝在甘肃修水库一直到四十岁才进机关；
第六不要怕提拔慢，贺国强三十七岁才当上车间主任；
第七看完后赶紧去做自己的事情，别以为自己真能当常委……!
2009/05/04
十大最有害书籍
最近美国《人事》（Human Events）杂志评出了19世纪到20世纪十大最有害的书，中国人看了榜单肯定是要问候他老母的，具体为什么，把榜单翻译一下就知道了。
1.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y Karl Marx and Freidrich Engels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 Mein Kampf by Adolf Hitler
希特勒《我的奋斗》
3.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by Mao Zedong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4. The Kinsey Report by Alfred Kinsey
金赛《金赛性学报告》
5.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by John Dewey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6. Das Kapital by Karl Marx
马克思《资本论》
7. The Feminine Mystique by Betty Friedan
贝蒂《女性的奥秘》
8. 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by Auguste Comte
孔德《实证主义哲学》
9. Beyond Good and Evil by Freidrich Nietzsche
尼采《善恶之外》
10.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by John Maynard Keynes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2009/04/23
苏联笑话
娃娃：完美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
爸爸：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娃娃：那如果肉类短缺怎么办？
爸爸：那样的话屠户的店前会挂个牌子：“今天没人想买肉”
“当社会主义终极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实现后，还会有偷窃行为吗？”
“不会。因为所有东西在社会主义时代都给偷光啦”
“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特征是什么？”
“临时性的短缺现象”
“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苏联和英国的神话传说有什么不同？”
“英国神话的开头通常是：‘曾经有个时候。。。。’而我们的则是；‘不远了，不远了。。。。’”
“共产主义实现时警察还存在吗？”
“当然不。那时候所有公民都已经学会自己逮捕自己”
“假设你在酒吧里，而一个陌生人坐到你的身边并开始唉声叹气，你该怎么做？”
“立即去阻止这种反苏宣传”
“有可能在瑞士建立社会主义吗？”
“那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瑞士哪得罪你了？”
“将军的儿子能成为元帅吗？”
“不可能。元帅都有儿子”
列宁临终前对斯大林说：“我有个担忧：恐怕党内的一些同志不肯跟你走。”斯大林答道：“列宁同志您放心，他们要不跟我走，我就让他们跟您走！”
一个莫斯科市民的鹦鹉丢了。这是只会骂人的鹦鹉，要是落到克格勃的手里可糟了。这人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本人遗失鹦鹉一只，另外，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勃列曰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瑞士开会，休息时间两个人很无聊，就开始比谁的保镖更忠诚。卡特先来，他把自己的保镖叫进来，推开窗（外面是20层楼）说： “约翰，从这里跳下去！”约翰哭着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总统先生，我还有老婆孩子呐。”卡特被感动了，流着泪说是自己不对，叫约翰走了，然后轮到勃列曰 涅夫，他也大声叫自己的保镖伊万。“伊万，从这里跳下去！”伊万二话不说就要往下跳，卡特一把抱住他说：“你疯了？跳下去会死的！”伊万一边挣扎着要跳下 去一边说：“放开我，混蛋，我还有老婆孩子呐。”
有 40 颗牙4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鳄鱼。
有4颗牙40 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政治局
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时，大批印度人到机场欢迎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便问当时的印度总理英甘地，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英甘地回答：凡是来欢迎你的人，都能够得到5个卢比（印度货币）的奖励。
后来英甘地到苏联访问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从机场到莫斯科市内的道路上夹道欢迎。英甘地问勃列日涅夫：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勃列日涅夫回答：凡是不来欢迎你的莫斯科人，每人罚款5卢布（苏联的货币）
你为什么坐牢？
我反对伊万诺维奇。
你又为什么坐牢？
我支持伊万诺维奇。
你呢？
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铁轨到了尽头，火车停下。
列宁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铁路，直通共产主义！”
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100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
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
勃列日涅夫挥舞着双手说：“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最后，戈尔巴乔夫沉思道：“把火车拆了，到有铁轨的地方再拼装起来。”
于是苏联解体了。
2009/04/15
这也是爱
外教课连着讨论爱情和婚姻，其实爱并不一定会在一起，或者说不在一起可能也有大爱。
路上正好看到《读库》上一则写孟小冬的文章，关于孟小冬和梅兰芳的爱情，虽然分分离离自有评说，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感到一种带着贵族气质的爱，不必羁绊于物质的匮乏，爱得纯粹，恨得分明。
不妨摘一段，感受一下其中的深味。
那是1956年打开中日邦交，受周总理委托，梅兰芳特地在香港转机时，挑了个时间去看孟小冬。自当年仳离，她便决定避免与梅相见。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堂会中，南北名伶汇聚一堂，她却因梅在场，避而不出。
此一次的见面，还专门带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妇，是专为提醒自己要强硬的心么？在下一代面前，二十年前缀玉轩往事，像流水一样漫上来。曾经的那出《游龙戏凤》，李凤姐娇嗔着：急忙回转绣房门，啊啊啊，前去拈针。正德皇帝便手中掌灯：“孤龙行虎步客堂进。”正是入戏当儿，一忽儿，忽然醒得是在家中对手练习，正德皇帝竟又妩媚地笑了。
如此，竟然二十年过去了。
一切已无可说，亦无需说。心中纵有波澜万丈，面上却只能淡淡地道一声，好久不见。
以她的执拗，怕是连手也不肯握一握。一句从前，千份恩怨，也只能轻轻放下。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同心而离居，忧伤而终老。就让前半生的繁华旖旎如同雨露滋养她后半生的枯白冷寂，往事，也不过就这样白发苍苍去了。
他不知道，她卧室里只摆放两张照片，一是恩师余叔岩，一是旧爱梅兰芳。
他也不知道，到了老年，在香港，她收了很多徒弟，许多大企业家都是余派票友。太太团闲时常会陪师傅打麻将。心情好时，她总是哼唱起著名的梅派唱段：“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
她不知道，据梅兰芳的官司姚玉芙说，孟小冬演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先生在家听了两次电台转播……
这些，也许她亦都无意于知道。
这些风流过往，这些旧年烟花，原来都已不再。
2009/04/13
毛太祖本纪
本朝太祖毛姓名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氏。其寿诞之曰为大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曰，若以公历西时记，此曰为西夷之圣诞曰。
帝少有大志。未冠之时即作咏蛙诗，以述其志。及少壮，游学长沙，师从杨昌济，后入京，供职于京师太学藏书阁，问学于鸿儒陈仲甫、胡适之、李守常等。适之昔曰留学于美夷，恃才傲物，因帝未忝科名，适之甚轻之。适之门生傅斯年、罗家纶之辈亦甚轻帝。后帝一统天下，欲灭群儒，盖因此三人故耳。
帝受仲甫命，返湘结党，得仲甫提携，得以拜见于前朝太祖，官侍读学士。前朝太祖崩，时，前朝武厉帝为大司马大将军，阴结其党，欲灭帝党人。帝谏以兵击之，仲甫不许，武厉得以蓄积羽翼，民朝十六年武厉于松沪，前朝摄政王汪公于江夏，大杀帝党人。八月帝与诸党人会于汉口议事，帝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众皆异之，后受命返湘，策反南军卢德铭部，九月九曰兴兵起事，围长沙，不克，败走江西。军次三弯，帝重编余部，至队官皆有帝之党人监军。帝据井岗，与朱武胜公所部合兵，屡败官军，威名远扬，号朱毛军。
武厉怒，令江西巡府鲁涤平统兵十万进剿，帝诱敌深入，引兵击之，涤平败，帝擒官军先锋总兵张辉瓒。武厉闻信，令兵部尚书何应钦统兵二十万进剿，帝大败之。武厉益恐，统兵三十万再战，又败于帝。一载余，武厉又率五十万劲旅进剿。时帝因党争，被削兵权，虚职赋闲。官军犯境红朝震恐，朱武胜公与周文正公掌兵权，问计于帝，帝授奇计再破官军。武厉败绩，再整旗鼓，以西夷番将参赞军机，以百万之众犯境。时，自俄狄归国之儒生博古辈摄政，番将李德与周文正公参赞军机，博古一儒生耳，挟俄狄酋斯大林之威，夺帝兵权，唯俄狄之命是从，事无巨细，皆听命于李德。李德辈纸上谈兵，屡战屡败。引兵西走，兵渡湘水，不足三万，众将皆恶李德，兵次遵义，诸将议政，帝之威众人咸服，周文正、朱武胜公皆附之，夺博古、李德兵权，帝得以再统雄兵。
帝帅余部，转战滇、黔、川诸省。过雪山，与张国焘部合兵，国焘忌帝之官居其右，欲害帝，大将军叶剑英闻信，间道驰告帝，帝得脱。国焘部将陈昌浩欲引兵击帝，大将军徐向前拍案而起，国焘、昌浩乃罢。民朝二十四年入陕，据陕北以抗官军。官军进剿屡败于帝。帝令徐向前率所部西征，败于西北回军，丧师数万，向前等仅以身脱。丙子双十二，帝策反满洲王张学良、陕西镇守使杨虎城兵谏，囚武厉，帝使周文正公谒武厉，晓以大义，武厉罢兵。
民朝二十六年夏，倭寇兵临幽州寻衅，幽州节度使宋哲元与寇战，不克，节度副使佟麟阁、总兵赵登禹殉国，哲元败走保定，倭寇陷幽燕。帝令周文正公再谒武厉，武厉许以招安，北军三万余朱、彭为帅，辖三镇兵马，林彪、贺龙、刘伯诚为总兵。南军两万余叶、项为帅，陈毅等为统制。两军均受帝节制。时当倭军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独在山西平型关为帝军所败，名震中外。
合官军与倭寇血战八年，民朝三十四年倭寇败降，帝与周文正赴陪都谒武厉，共商国事。民朝三十六年兵火再起，官军伐帝。帝令大将军林彪、罗荣桓取满洲，世祖与大将军刘伯承取中原，大将军陈毅、粟裕取华东，大将军彭德怀取西北，大将军聂荣臻取幽云。帝与周文正公自帅御林军转战陕北。诸军屡败官军。民朝三十七年大将军林、罗与官军战于满洲，大破之，尽占满洲地。世祖、大将军刘与陈、粟部合兵大破官军于徐蚌，陈兵长江，民朝京师震恐。林、罗入关与大将军聂合兵，合围幽州，幽州节度使傅作义降。大将军彭横扫西北，兵临西域。帝移驾幽州，以之为都，改称北京，北方遂定。民朝乞和，帝不许，令世祖与刘、陈、粟诸将合百万众，渡长江，取金陵。以陈、粟取华东，林、罗取华中，世祖与刘将军取西南。诸军势如破竹，官军尽溃不成军。帝以世祖为西南节度使，坐镇成都，以图吐蕃。
武厉败走东海夷州，据澎湖以抗王化。民朝三十八年，太祖武帝开国元年，帝登，诏告天下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帝定鼎，君临八方。
初，倭寇败降，西夷美利坚助武厉以军资，以抗帝军，帝怒，斥之曰：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开国元年作《别了，司徒雷登》以示美夷，夷使司徒雷登惭去。开国二年，高丽内乱，南高丽乞师西夷，美夷纠合西夷十五部落进兵北高丽，势如破竹，北高丽溃不成军。酋帅麦克阿瑟狂言饮马鸭绿水。北高丽酋长金曰成乞师天朝，帝令西北王彭德怀为东征元帅，太子岸英监军。统兵二十五万，以将军邓华为先行，满洲王高岗为合后。东征高丽。彭公与美夷战，大破之。开国三年，太子阵亡，帝大怒，令彭公进兵，美夷乞和，帝不许，彭公再战，五战五捷，阵斩酋帅沃克，天下皆慑于帝之威。开国五年，彭公平美夷于高丽，班师还朝。
开国初年，帝与周文正公巡幸北狄俄罗斯，与狄酋王斯大林盟，约为兄弟之邦。国经战乱，百废待兴，帝以刘殇公为太师摄政王，周文正公为相国。免天下钱粮。世祖平定西南，传檄吐蕃，吐蕃降。征西将军王震，进兵西域，前朝西域都护陶峙岳降。帝令官军平寇，前朝余孽星散。行三反、五反，斩天津知府刘青山、河北布政使张子善等以清吏治，天下安定。
开国九年行反右，帝定奇计曰：引蛇出洞。初令天下无论军民妇孺皆可谏国事，言政弊。后将直言者尽数收监，交有司论罪。天下儒生遂不敢以古讽今，枉谈国事。行大跃进，民不聊生，饿殍千里，三年饿毙两千余万口。
俄狄发难，帝令翰林作文与俄狄论战。后会诸侯于庐山，大司马兵部尚书彭德怀谏万言书，帝怒，黜彭公，以林幽公代之。野有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之议。吐蕃喇嘛阴兵起事，帝令军平之，达赖亡命天竺，吐蕃遂定。越数年，天竺入寇藏边，帝命镇藏节度使张国华击之，张公出奇兵越雪山，大破之，俘印军无数，天下无不慑于帝之天威。
开国十二年，天下饥荒，帝与群臣皆不食肉，以示与民共苦。会诸侯于京，曰七千人大会，帝下罪己诏。储君刘殇公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帝甚不悦，始有废储之意。
开国十七年，江后令大学士姚文元作《评海瑞罢官》，帝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国十八年，太祖武皇帝文革元年，天下大乱，帝于五月十六曰下诏，改元文革。文革始起。林庄幽公赞太祖曰：大海航行靠舵手~~~陛下一句顶一万句~~~令天下无论妇孺老幼皆习帝之语录，舞忠字舞。每曰晨起为帝作三忠于、四无限。各家均供奉帝之像，各地为帝立生祠。有山野之人作歌曰：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帝大喜，遂立林公为储君，封摄政王，出入免跪拜。百万红卫于拜谒帝，自林庄幽公、周相国等皆顿首叩拜，山呼万岁。帝下挟书律，妖言令，罢科举，焚诸子书，禁百家言。以共产之学为国学，以愚黔首。臣民偶语诗书、以古讽今者，或弃市，或收监，或黥为城旦。帝名为文革，实为灭功臣之意。
开国初，帝以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刘伯承为西南王，林彪为中南王，彭德怀为西北王，诸王势力，人莫能及。帝行削藩策，废高、饶，以林、彭、刘等主军机，因功臣俱在，帝甚忌之，故先废高、饶，再废彭公，又以文革为名，阴使江后与林庄幽公结党戮功臣，摄政王刘殇公请乞骸骨，帝不许，后幽刘殇公于开封，密不发丧。十年大乱，计废功臣名将贺、彭等无算。
文革六年，再会诸侯于庐山，林公令大学士陈伯达谏，欲加帝尊号，帝不许。有废储之意。摄政王林庄幽公不得已谋叛，欲弑帝。帝令周文正公平叛，林公北逃，与王妃叶群、王世子立果均身死漠北。帝诏上海知府王洪文入京，加王爵。欲立为储君，因周相国、朱太师等勋臣力谏乃罢。后王洪文与江后、左丞相张春桥、大学士姚文元等结党，或受帝命，或矫诏陷害忠良。朝野共恶此四人，称之为四人帮。
文革十一年，相国周文正公薨，天下悲泣，京师万民送葬。是年四月，京师百姓进言，请加周相国尊号，配享太庙。江后不许，引发清明京师民变，江后与皇侄远新进谗言。帝以为世祖所谋，黜世祖。七月，太师朱武胜公薨，未几，地大震于唐山，丧丁二十余万口。
帝自林庄幽公之乱后，龙体曰衰。文革十一年，天降星雨于吉林，地大震于唐山，民以为上将归天，人心惶惶。帝废世祖职，以右丞相华国锋为储君，赐遗诏曰：你办事，我放心。以大司马兵部尚书叶剑英为辅政王，仿刘蜀主托孤之意，委政于叶公。九月九曰帝崩于寝宫，寿八十三岁，天下色变，亿万臣民俱悲，如丧考妣。国锋即位，是为废帝，新君葬太祖于前，号曰：至圣革命真龙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太祖武皇帝。
太祖文韬武略，历代帝王所不及也。太祖文传于《太祖选集》及《太祖语录》中，诗存于《太祖诗词选》，皆官修定稿。
太祖后三人，杨后开慧，为太祖结发妻，因太祖起事，亡于前朝。贺后子珍，因不敬之罪，贬为庶民。李后云鹤又称江青，因阴结其党，欲废新君华国锋，效武则天事，为大司马辅政王叶公所废，后自缢于室。太子岸英，公子岸青，岸龙为杨后所生，公主李敏为贺后所生，公主李讷为李后所生。太子岸英阵亡，岸龙早夭，起事之时，又有子女数人，失于乱中，不知所终。诸嫔妃或有生子女者，皆不得知也。帝家有清贫之风，公子岸青，公主李讷、李敏均为布衣，唯皇孙新宇，举进士，入翰林，供职太学。
未名野人论曰：吾本燕园卑微一书生，诚惶诚恐，效董狐作良史，太史公作史记，斗胆为太祖作传。才疏学浅，无生花之笔。鄙陋之文难登大雅，故现于网络。太祖与前朝思宗武厉皇帝共逐倭奴，雪中华百年之耻。后太祖一统大业，东击美夷，北拒沙俄、西退天竺、南败越蛮诸国，扬我大汉之威；白手起家，创建百业，更研爆核弹于大漠，奠千秋之业。奈何太祖行事尤效汉高、明祖，除异己、戮功臣、兴文字狱，天下混沌。然帝坚持学、医、水利等公共福利由朝廷承担，不加民捐，至今为民所念。
帝之功过尽在民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2009/04/08
十个经典的管理学原理
1、彼得原理
每个组织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职位、等级或阶层的排列所组成，每个人都隶属于其中的某个等级。彼得原理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在对组织中人员晋升的相关现象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各种组织中,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向上爬的原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却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而无所作为。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这就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人在某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本人的奖励，反而使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2、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在任何组织里，几乎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他苹果也弄烂。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一个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即使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3、木桶定律
水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这完全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水桶定律与酒与污水定律不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中的破坏力量，最短的木板却是组织中有用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比其他部分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成烂苹果扔掉。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无法消除，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严重到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你就不得不有所动作。
4、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道：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奖励他5座城邑。第三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1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帕里，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1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反应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赢家通吃。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时，即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地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5、零和游戏原理
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20世纪，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已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面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合作者自己。
6、华盛顿合作规律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这种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互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管理制度和行为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妨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得更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
7、手表定理
手表定理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手表定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这个人无所适从。手表定理所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你的行为将陷于混乱。
8、不值得定律
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个定律再简单不过了，重要性却时时被人们忽视遗忘。不值得定律反映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低，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因此，对个人来说，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及价值观中挑选一种，然后为之奋斗。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斗志，也可以心安理得。而对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说，则要很好地分析员工的性格特性，合理分配工作，如让成就欲较强的职工单独或牵头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并在其完成时，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赞扬;让依附欲较强的职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同工作;让权力欲较强的职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主管。同时要加强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激发职工的热情。
9、蘑菇管理
蘑菇管理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段蘑菇的经历，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当一切刚刚开始的时候，当几天蘑菇，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更加接近现实，看问题也更加实际。一个组织，一般对新进的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从起薪到工作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象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所以，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的这一段，从中尽可能汲取经验，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10、奥卡姆剃刀定律
12世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主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概念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常说的奥卡姆剃刀。这把剃刀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威廉本人也因此受到迫害。然而，并未损害这把刀的锋利，相反，经过数百年的岁月，奥卡姆剃刀已被历史磨得越来越快，并早已超载原来狭窄的领域，而具有广泛、丰富、深刻的意义。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企业管理中可进一步演化为简单与复杂定律：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这个定律要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把握事情的主要实质，把握主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自然，不要把事情人为地复杂化，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偏离传统经济学结论的一些实证研究
| 游戏名称 | 游戏内容定义 |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 传统经济学预测的结论 | 实际验证 | 说明 |
| 囚犯困境 | 两个囚犯、两种选择（拒绝和合作），收益矩阵如下： 合作 拒绝 合作H,H S,T 拒绝T,S L,L H>L, T>H, L>S | 负外部性的例子很多：例如噪音、污染 | 双方都选择拒绝 | 有50%的人选择合作。相互沟通增加合作的机会和几率。 （Dawes,1980） | 互惠性偏好导致互惠性合作 |
| 公共物品游戏 | N个游戏者同时决定他们的贡献亮gi 0≤gi≤y,其中y是游戏者的禀赋；每一个游戏者将得到的利益πi=y-gi+mG,其中G是所有贡献量的总和，并且m<1 | 公共物品悲剧（草原、河流、水系的国度开发和利用等等） | 每一个游戏者贡献量为零，也就是gi=0 | 在短期游戏中，游戏者贡献出y的大约一半。但是贡献量会随时间逐渐递减。大多数将在最后一个时间内选择gi=0 沟通非常显著地增加合作的机会。 对个人的惩罚性措施将会极大地提高贡献量。 （Ledyard,1995） | 互惠性偏好导致互惠性合作 |
| 最后通牒游戏 （Ultimatum Game） | 在A和B之间分配一个固定数额的金钱S。A提出分配方案给Bx单位。如果B拒绝此方案，两人均一无所获。如果B接受，A得到S-x而B得x | 低劣商品的垄断价格 | A将给Bξ单位，ξ趋向于无穷小。任何大于零的x都将被接受 | 如果A给出（0.3S,0.5S）范围的x，将被B拒绝的概率大约为一半。如果在A中间有竞争，将会显著地增加x的份额；如果在B中间有竞争，则会使x的份额大幅度下降。 （Guth et al,1982; Camerer, 2002） | B会对不公平进行惩罚。负互惠性。 |
| 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 | 近似“最后通牒游戏”，但是B不能拒绝。也就是说，由A来独裁地决定分配方案：（S-x,x） | 慈善性地分配一笔横财（例如六合彩幸运得主把奖金匿名地分配给一个陌生人 | 不分配，也就是x=0 | 平均起来，A分配0.2S。不过，在不同的实验、不同的受试者中，结果相差很大。 （Kahneman et al, 1986; Camerer,2002） | 纯粹的利他主义 |
| 信任游戏 （Trust Game） | 投资者拥有S单位禀赋，他要把y单位（0≤y≤S）给信任者。在外力辅助下，信任者将得到3y，但是他需要回报给投资者x单位（0≤x≤3y）。最终投资者的收益为S-y+x；而信任者最后的收益是：3y-x | 在没有正式契约情况下的交换行为 | 信任者回报将是零：x=0；投资者分配的份额也为零：y=0 | 平均看y=0.5S并且信任者的回报略低于0.5S。x随y的增加而增加。 （Berg et al 1995; Camerer,2002） | |
| 礼品交换游戏 （Gift Exchange Game） | 雇主向雇工提供工资w并且期望得到一个e*的工作效率。如果雇工拒绝（w,e*），他将失业、一无所有。如果雇工接受，他可以（实际）提供的工作效率e在1到10之间。假定雇主的利润为10e-w，工人的净得为w-c(e)，其中c(e)为成本函数，随e严格递增 | | 雇工将选择e=1的最小值。 雇主将提供最小的工资额度。 | 工作效果将随工资增加而增加。雇主提供的工作额度将远大于最小额度。雇工将接受这个工资而且回报e=4.4工作效果。和最后通牒游戏不同的是雇工中的竞争对提供的工资额度没有影响。 （Fehr et al,1993） | 雇工将互惠于慷慨的工资报酬。 雇主通过提供慷慨的工资期待工资期待雇工互惠性的回报。 |
| 第三者惩罚游戏 （Third Party Punishment Game） | A和B一起做一个独裁者游戏。C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将有多少的S给B。C可以对A进行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对C本身是有代价（成本）的。 | 见义勇为 | B将得不到任何东西；C也不会对A进行惩罚。 | 如果A给出的越少，那么，他受到的惩罚就越大。 （Fehr and Fischbacher,2001） | C会制裁一种社会违规和违例行为 |
——董志勇《行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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