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酉是谁？1963年，他说“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1964年他批评思想独裁；1965年，他写出“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1966年，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个崇拜”……在1976年的“供词”里，他全面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中苏友好时期，许多人对苏联方面过度尊重。一次苏军红旗歌舞团来华演出，曹禺负责接待，他吩咐工作人员在人场券上写道：“请鼓掌三次以上。”
“文革”中，鲁迅博物馆中鲁迅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但在周作人家中，同一个母亲的牌位却被红卫兵砸烂。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大兴土木，并有意设立太监。但是由于不得其法，无数幼童因之丧命，最终一个太监也没有造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完全以女子服务宫廷，连禁城的守卫也不例外，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郭沫若在《新华颂》组诗中，提及斯大林或毛泽东55次，皆是颂扬之词；“万岁”27次，其中俄语2次，指斯大林或毛泽东的有20次，没有一次指人民。
1973年，辽宁某生产队队长张铁生报考铁岭农学院，交了一张白卷，上面写道：“我因为参加了三大革命运动，没有时间预备功课，所以交了白卷。”（原文甚长，大意如此。）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见后视为至宝。白卷答案不久在《人民日报》头版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为名发表。张铁生当然如愿以偿上了大学，还作为“英雄人物”到处做报告。1975年，他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不久又提升为铁岭农学院党委第一书记。然而，事实上他这白卷是假的，他其实得了6分，白卷的答案也是经毛远新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加工过的。
五十年代对知识分子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最初，可以团结的有郭沫若辈，必须斗争的有梁漱溟、胡风辈；到了“反右”中，必须斗争的有罗隆基、章乃器、曾昭抡、徐铸成、储安平、冯雪峰、丁玲等数十万人，可以团结的有吴晗、剪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授松等，团结他们来写批“右”文章，作批“右”发言；到了“文革”，这吴晗、剪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授松又成了不可以团结而必须斗争的人了，这些人一直被斗争到或自杀损命或瘐死狱中。到最后，能团结的只剩下张春桥、姚文元、冯友兰、杨荣国等几个知识分子，而必须斗争的有数不清的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21种人以及几百万臭老九。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北大学生朱谦之写信给他说：“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
慈禧为过自己的六十大寿，不惜耗费重金扩建颐和园，为此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致使早被李鸿章看中的最新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即甲午海战中威风八面的吉野舰。而为了买这艘吉野舰，明治天皇的皇后连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
周恩来和吴国祯少时在南开订交，义同金兰，但后来走上不同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吴国祯在上海的电车上邂逅了乔装改扮的周恩来，但周不敢认他。1938年，周恩来作为王明的副职，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工作，终于可以公开拜渴时为汉口市长的吴国祯了。吴为如何宴请周恩来而煞费脑筋，因为怕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奢侈腐化，只好摆了一桌最普通的饭菜，请了一干南开校友作陪。不久，周借用吴国祯的公馆，还请大家一次。令吴汗颜的是，此次的酒菜均为上乘，厨师为汉口最好的一个，按当时物价，这一餐要花去五十元。席间便有南开校友问周恩来：“您的薪金是多少呢？”周答：“五块钱。”问：“那么如何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答：“这笔钱由组织出。”又有人指着周身上价值百元的缎子狐皮袍说:“这也是组织供给的吗？”答：“是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需要的一切。”席间马上有人说：“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中山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把祟明岛划给你，你先在岛上实验实验再说。”
胡适评价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新生活运动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蔡元培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垢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梁启超有五个儿子，其中三个院士，即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另外两个，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1932年病逝时才25岁；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是经济学家。
1953年，顾领刚搬家到北京，仅他在上海、苏州两地的藏书就装了255箱，约9万册，中国科学院专门为他包了两节车厢。
蒋梦麟将时下的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日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为避嫌疑，把一个放有旧日日记的小皮箱交给好友凌叔华保管。徐去世后，陆小曼和林徽因都想方设法向凌叔华索要皮箱，凌叔华不为所动。后来，林徽因请出胡适向凌叔华交涉，终于拿到了皮箱，但最关键的一本《康桥日记》被凌叔华留下了。林徽因继续努力，胡适继续帮忙，凌叔华才把日记拆成两部分交给林徽因，但最最关键的4页被凌叔华藏了起来，说什么都不愿拿出来了。而这些话题暖昧而敏感的日记最终下落不明。
徐悲鸿以画奔马驰名天下，求画者络绎不绝。他晚年因与蒋碧薇闹分居，为赚赡养费，不得已增加“产量”，常在一桌之上，数匹“马”同时动笔。时人称之为“离婚画”。
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任翻译。辜临去时说了一句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被当成英国谚语收入了英国《大不列颠辞典》。
戴鸿慈和端方在美国国会看到了林肯总统“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演说词镌刻，细问其义，美方翻译甚为饶舌，这时中方翻译说：“我国早有译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赞不绝口：“还是我们译得好!”又问：“译者何人?”答：“孙文。”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曾昭抡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袁世凯称帝时，因“元宵”与“袁销”谐音，传令改为“汤圆。”
吴稚晖提倡人道主义，坚持不坐人力车，梁漱溟亦然。陶行知更为彻底，他有一次确因急事乘坐了人力车，车到半途，他坚持要与人力车夫易地而处，于是这个车夫满眼热泪地坐了半程的人力车。刘文典则喜欢在讲坛上怒斥人力车之不平等，课后却赫然乘人力车而去。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宣告解散，并宣称：“中国人民救国会所号召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它胜利地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作为人民和政治性的组织，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向全国同胞、朋友们和同志们宣告它自己光荣的结束。”民盟、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也纷纷准备解散，最后还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了这种骨牌效应。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时任湖南副省长的华国锋陪同毛在韶山请故交老人和本家长辈吃饭，他知道大家很久没有吃肉了想让大家尽情地吃，尽情地喝。桌上马上就被一扫而光了，毛让给每桌加一碗红烧肉，华国锋说：“主席，没有肉了，农民吃饭都困难，养不起猪!”毛在韶山只住了两天，就上庐山开会了。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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