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短期利益

引言

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如何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向来是我国决策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普遍地，我们都倾向于着眼长远的发展利益，制定各种远景目标和长期计划，而另一个较为安全的观点是短期和长期利益兼顾。但经过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实践中许多计划中的长期利益并不能很好实现，而长短兼顾的万金油策略则缺乏具体的实践指导，倒恰恰是短期的利益成为推动贸易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动力，所以，我们试图分析把立足短期利益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优越性。

 

 

1.短期和长期的界定

许多学科都会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界定问题，金融学中把1年作为分界，1年以下称为货币市场，1年以上则为资本市场；会计学中以5—10年为长期与短期的分界，而物理学中对期限分界划分的数量级范围更是从10^-30秒直到10⁹年。可见，短期和长期的划分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并且其分界点本身也缤纷绝对确定的。基于此状况，我们将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中短期和长期的分界按“代”的标准来划分。

之所以在此引出“代”这个概念，首先是代际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代购的现象不仅存在与社会学中，在对外贸易的政策上也是普遍存在的。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祖父辈所经历的是闭门发展、进出口基本停滞的状态，而父母这一代这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是时代，对外贸易和资本引进迅速扩展，而当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将面对WTO框架下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在国外也是如此，就美国而言，其祖父辈经历的是二战后大量出口的经济黄金期，而其下一代这因为几次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经历了贸易政策的转变，到了今天，新经济的崛起以及各种贸易壁垒的强化使美国在自由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代”这个概念所关联的并不是具体某个人或某个家庭的新老更替，而是同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所挂钩的。在中国，共和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这些标志性的的事件造就了不同时代的国民心态和国民人格，都是划分的节点。在美国，二战、越战、海湾战争甚至不远的911都可以是分界点，一国的国民生态、经济格局、政治状况以及包括外贸政策在内的对外政策都在这些节点上发生转变，因此，用“代”这个概念来划分短期和长期是同经济的发展相吻合的，有利于对政策的决定作出判断，也方便进行问题的研究。

 

 

2.我国对外贸易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界定

承接上一部分的分析，界定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上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先要明确我们所处的时代。自从我国加入WTO后，面临同国际游戏规则相适应的过程，我们正处在加入WTO的过渡期，这一代所面对的是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

a．      加入WTO初期，各种行业陆续向国际开放，但在一段时间内仍处于受保护阶段，即中国入世协议中所谓的过渡阶段。

b．      面对国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受到各种贸易壁垒的影响。

c．      资源成为发展的瓶颈。

d．      人口达到顶峰，在转而下降前，劳动力过剩及失业问题十分棘手。

按照某些观点，我国应该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发展高新技术，这固然十分好——并且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希望实现的，但就以上提到的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显然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在短期中，我们的利益体现在要想方设法地绕过层层壁垒和限制，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资源的进口，消化国内积聚的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突破经济发展的能源瓶颈；在国际话语权和定价权仍不在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在国家规则的灰色地带艰难博弈来避免最坏的结果。形象地说我们的短期利益就是卖更多的衬衫、买更多的油，因为硬是要打造出一个微软或波音将会导致大量失业，危及社会稳定，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

 

 

3.为什么要关注短期

选择关注短期利益，是经过可观分析后的结论。

第一，从经验和现实来看，长期是不可预测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无法预想到今天会成为WTO的一员，短短30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就经历了谨慎放开到现在的积极融入WTO的巨大的变化，这种调整都是逐步适应短期利益的需要而作出的。30年前，我们无法知道现在的状况，也就无法知道现在的利益是什么，当然也就不能根据什么长期利益来制定具体的政策。美国也是如此，当二战结束后，美国享受着空前的经济繁荣的时候怎么又知道自己随后会卷入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呢？

预测未来自古都是困难的（事实上，也因此这个职业养活了一大群人，比如股评家），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对1年后的预计可能还比较准确，3、5年也许也偏差不大，但要预测10年、20年甚至50年后的情况那就只能叫科学幻想了。未来状况的不可预测直接导致了长期利益的不准确性，而为了使长期利益的预测准确，则只能降低表述的明确程度，最后，例如GDP增长5%之类的具体利益的体现就降格为经济得到发展或国富民强这样的正确但十分模糊的表述，对现实执行的指导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上关注长期利益的不可行之处正在于长期利益的不可确定性和政策制定上明确具体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所谓的长期利益的确是存在的，但在政策的制定上还是要以短期利益为基础。事实上，实现长期利益往往是逐渐达成短期利益的自然结果。

 

第二，微观主体的博弈通常也是对短期利益的角逐。经济学教科书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囚徒困境的博弈，虽然理论上证明这种短视的私利行为往往达成最坏的结果，但实践一次次地印证出隐藏在我们基因中的人性弱点。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放到世界市场的背景中也可以看作是微观主体的逐利，当然他们同样不能逃出这个怪圈。法国的黄金挤兑间接引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塌，而欧佩克则因为个成员国的私利行为反而加剧国际油价的波动。所以，我们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同其他国家间的政策博弈。其他国家会不会有相应的报复政策？政策的漏洞会不会被利用？更重要的是在各国维护私利的竞争中，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强？从这些角度看，由于长期利益的实现过程较长，期间面临的竞争风险也因而较大，政策目标实现的难度和成本也就加大。而着眼于短期利益，其实现周期短，反而加大其他国家竞争性政策实施的单位成本[1]，所以实现难度也会较低。

 

第三，我们应该将未来的利益作贴现考虑。贴现作为财务中一个重要的手段为各种经济利益提供了一个可比的标杆。对外贸易政策的调节对象也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应该用贴现的方法对其绩效作客观评价。

因为长期利益的实现较短期利益的实现在更久远的未来，所以对于同样的名义收益，应该选择实现期较短的方案。从目前许多讨论来看，对于政策收益往往都没有用贴现进行更具可比性的比较，这一欠缺，对于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间作出选择可能会范直觉错误，产生误导，应该予以重视。

 

综上所述，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归纳以上观点

R——对外贸易政策的绩效

M——政策执行后的预计收益

k——平均年贴现率

n——政策收益实现年限

p——不确定因子

 

其中，k受到利率、汇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p<0时表示对既定目标不利的随机事件的发生，p>0则表示对既定目标有利的随机事件的影响。我们认为，对外贸易的政策的原则，应该采用经过一定的方法调整后的公平指标衡量才是科学严谨的。

 

 

4.结语：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这是凯恩斯的一句名言。的确，一方面，我们确实无法享受到久远的未来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我想也真是凯恩斯说这一句话的本意——如果我们不把眼前面临的棘手问题逐个解决，那么也许我们死后，即便是我们自己的子孙也无法享受安逸和平静。

前些日子，中科院发布了一份报告，说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预计从2009年起，劳动力供给的顶峰就会过去，从长远看，我们的劳动力数量优势会被周边国家超越，但那个时候还有多远，到时候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又是怎么样的，没有人可以清楚地预知。不过有一个事实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现在不解决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吃饭问题，那么社会的动荡会让我们后代的生活变得灰暗，一切所谓的蓝图和规划到时候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所真正能做好的就是抓住短期利益，完成眼前的工作。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而言，还是要千方百计地绕过贸易壁垒，增加至少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同时也要加大能源进口，保证经济发展需要。

总之，不能以“鼠目寸光”的偏见来看待对短期利益的关注，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以短期利益为导向体现的正是一种踏实的作风以及国家外贸战略上步步为营的策略，是综合国内外现实状况考虑的优选的策略。

20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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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把一项政策的成本分成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可以理解为政策制定成本，可变成本则为执行成本，与执行期限相关。因为着眼短期利益的政策实现周期短，因此相对应的政策的固定成本会占主要部分，无法通过较低的执行成本摊薄，其单位成本就会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