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会

论工会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

——恩格斯《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0页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恶劣。

——恩格斯《工人运动》，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1页

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象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它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 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

——恩格斯《工人运动》，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6页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饿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及时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是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是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及时斗争优势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放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

——恩格斯《工人运动》，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5—516页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0页

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0—481页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

人口论的要点之一是它企图减少工人之间的竞争。相反地，工人联合会的目的是消灭竞争，而代之以工人的联合。

经济学家反对联合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1)联合会要求工人负担的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联合会想争取提高的收入要多。它们不能长久地与竞争规律对抗。这些联盟要引起新机器和新分工的出现，引起生产由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转移。这一切的结果是工资的降低。

(2)如果这些联盟能够在一个国家里把劳动价格保持在这样的高度，以致利润同别国的平均利润相比而显著地降低，或者资本增殖受到了阻碍，那末，其结果便是工业发生萧条和倒退现象，并且工人与其企业主一起破产。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工人的状况就是这样。如果生产资本增长，他的生活状况就要飞跃式地恶化，如果资本减少或者始终不变，他就一定破产。

(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所有这些反对意见，正如前述，是对的，但只是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才是对的。如果工人联合会的使命过去和现在真的都只是确定工资，如果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永世不变，那末，这些联盟就会因反对事物的必然进程而崩溃。但是，这些联盟是团结工人的手段，是准备推翻整个旧社会、彻底解决其阶级矛盾的手段。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们嘲笑高明的资产阶级教员们预先给他们算出在这个内战中他们的伤亡和金钱消耗的数目，是嘲笑得对的。谁要想战胜敌人，他就不会去同敌人讨论战争的代价。而工人绝不这样狭隘地看待事物，经济学家们本来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来：大部分联盟是由工资最高的工人建立的，并且工人把他们能够从工资中节省出来的钱全都用于建立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用于支援这一运动。{经济学家反过来说，这些工资最高的工人是因为工会垄断才获得高工资的。工会论的实质。——阅者注}如果资产者老爷们及其经济学家一时大发慈悲，允许给最低工资即最低生活添加些茶或甜酒，糖和肉，那末，相反地，他们对于工人把用于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某些开支也计入这个最低额一事，对于工人竟从自己的革命活动中得到生活上的最大享受一事就感到气愤和不可理解了。

——马克思《工人联合会》，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8—659页

罢工证明了什么呢？不是仅仅证明了工人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来检验供求关系，不愿轻信雇主们的偏私的担保吗？在某种情况下，对工人说来，唯一能验证他是否真正取得了他的劳动的市场价值的方法，就是举行罢工或声言要举行罢工。

——马克思《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6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8页

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只占工人阶级极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写下来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统一的军队在同一的旗帜下战斗着。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91—392页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到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4页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6页